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从1929年到1930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在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1929年三四月间，爆发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的蒋桂战争。此后，又爆发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派之间的剧烈斗争；张发奎、俞作柏联盟的反蒋斗争；唐生智、石友三联盟的反蒋斗争。反蒋势力的这些斗争失败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从1930年1月开始磋商，于3月达成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并着手做反蒋战争的准备。5月上旬，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个战场，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这次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100万人以上，总耗资达5亿元，波及中原和华南广大地区。

    本来，北洋军阀的覆灭和东北“易帜”，实现了表面上的全国统一。但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征之一的军阀政治，其基本特点是以军队私有为基础，形成军阀割据。这种特点，必然不断引发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战争。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中央军”和各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日益尖锐化。各派军阀特别是蒋、桂、冯、阎四大派系，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除争夺地盘以外，它们之间的争斗主要地表现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权的争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发生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此外，中国的各派军阀都是以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为背景的。因此，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和斗争，必然直接导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和军阀之间的混战。只要各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

    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从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明显的好转，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更没有形成中国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它们对革命势力的防范还很严密。

    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国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迅速增长。但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并未临近崩溃，也没有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本应正确认识形势，抓住有利时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这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提出的。因此，这次“左”倾错误，史称“立三路线”。1929年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争论无法解决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1930年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在这期间，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

    早在党的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已经提出一个准备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总暴动方案。这一方案实际上是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依据的。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来多次含有“左”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和决议案。特别是10月26日的指示信，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提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指示信认为盲动主义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都有影响，特别是为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其错误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对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全国的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根据这种估计，通告规定党的“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应是汇合各种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通告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4月、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此又作出具体的计划和部署。在这个过程中，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

    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于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还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将会在这一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

    在对革命形势所作的这种错误估量的基础上，决议认为当前党已经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了，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决议机械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决议虽然承认在农村中组织红军是必要的，但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因此“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并要求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实行大规模进攻战。

    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的看法，也回到已被党的六大批判过的“不间断革命”的错误认识上。决议虽然承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又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不但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决议指出：“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李立三等在上述错误思想主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规定：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红一军相互配合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7月下旬，红三军团在平江反攻作战胜利的态势下，于27日乘虚攻占长沙。李立三等得知这一消息后，更加认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以至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很快可以实现。“左”倾错误由此又有了发展。8月初至中旬，李立三等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等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提出“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也应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的反动派。李立三等人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1]。在一些农村，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少数人发动的军事冒险暴动都失败了。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他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1930年6月，红一军团按照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开进，当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8月初，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为援助红三军团，8月20日，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又一个营，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并经总前委多数同志同意，于9月再度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部队到达袁州（今宜春）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取得他的支持，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月4日，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30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4万人。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因此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本来，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上，李立三的观点同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对当前直接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和低估敌人的力量，以及停止党、团、工会的独立活动等，都是错误的。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7月23日，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虽然仍有很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左”的观点，但改变了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信中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议决案强调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性，指出要把发展红军和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作为党的“第一等的任务”，实际上是对李立三不重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观念的批评。议决案还批评了根据地的一些“左”的政策，如禁止土地买卖、实行集中供给和限制对内贸易等。这些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个议决案通过的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2]。7月下旬，共产国际决定让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贯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七月扩大会议的决议，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8月中下旬，他们相继到达上海，开始采取措施，停止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瞿秋白、周恩来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周恩来，向李立三、向忠发等全面分析形势，阐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强调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使他们对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周恩来等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的有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其他代表20人。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七八月间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决议，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又因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审查委员。这次补选，把毛泽东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把朱德等选入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这些组织措施，不仅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批评李立三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和革命力量的现状作了过高的估量，对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观察不清，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忽视对大城市和产业中心区更广大群众的发展与组织。决议指出，“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是错误的，应立即恢复党、共青团、工会的组织和日常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组织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积极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和国民党军队的哗变，并努力准备武装暴动；白区同苏区的斗争，要互相联系，为在苏区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注:

[1]例如，1930年6月至10月，中共南京市委和市行委委员有6人被捕，3个区委的干部全部损失，15个支部全部被破坏，100多名党员被捕，近百名党员被杀害，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还在六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的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向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把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在这封信之前，瞿秋白、周恩来在莫斯科讨论同一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共产国际在同年8月通过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也没有作这种评价。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不承认有过这种改变，反而文过饰非，强调自己前后看法的一致性。这封来信虽然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的基调同样是“左”的。它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进攻路线，抱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宣传，团结，组织群众，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战斗的阵地上去”。来信不指名地批评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煞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绩。这样就使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始的纠“左”势头无法继续下去，反而使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通过其他留苏归国同志的渠道，在10月底预先知道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信件的消息及其内容之后，即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串联并鼓动一部分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

    王明是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他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在校时，他颇受校长米夫[1]的器重。1929年4月他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编辑部、中央宣传部以及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工作，曾经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系统地宣传“左”的思想和主张。他虽然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过批评，但其基本观点也是“左”倾的。在共产国际1930年十月来信发出之前，王明等曾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但当他们先一步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信息之后，又积极进行反对三中全会的活动。同年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秦邦宪）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标榜他们是带头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机会主义的实质，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11月17日，他们再次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随即于18日、22日、25日召开会议。25日的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补充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来信，说明六届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承认没有把“立三路线”彻底揭发出来，其中“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传达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情况，对“立三路线”形成的条件，特别是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他还批驳王明等攻击三中全会的说法，批评他们的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周恩来指出，他们在革命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上的看法虽有可取之处，但在立即夺取武汉等大城市和以此作为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端等问题上，和李立三的观点是相同的。

    王明自恃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继续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并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成分，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此时，另有一个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代表的宗派，也打着“拥护国际路线”、“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完全否定三中全会和中央的领导，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政治局。此外，有些受过批评或打击的干部，如何孟雄、林育南等人，也要求召开一个类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这样，一方面有共产国际的压力，一方面有党内的宗派活动和思想混乱，使中央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于是，中央政治局在12月9日作出决议，准备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代替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

    12月12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把李立三“左”倾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会上，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赞扬王明等人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为国际路线而奋斗的，并为他们没有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鸣不平。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在上海的远东局，否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计划，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便通过这次会议改变中共中央的领导，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

    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因进行宗派活动所受处分的决议。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同日，中共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25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2人，列席会议的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等单位的代表15人。米夫参加了会议。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王明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受到许多不合理的、带有宗派情绪的批评，但他们还是在发言中承担了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不彻底的责任。会议通过《四中全会决议案》，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成员。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他的意见来决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起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全会虽然宣称要比三中全会更彻底地反对“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但它的决议却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并且要求在反“右倾”的前提下，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四中全会就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之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同共产国际直接的、强加于人的、不正确的干预分不开的。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由于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一系列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王明的主张是错误的。这在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得到非常清楚的体现。这本小册子，虽然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了一些批评，但它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总的来说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李立三的错误明明是“左”的，为什么王明反而认为它是右的呢?这主要是因为王明的许多看法比李立三等的看法更“左”。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因此没有“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他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宣称：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李立三主张中国革命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动为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王明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他指责党和红军“到一九三??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认为这才是真正要反对的“右倾”。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等“左”的主张。在组织上，他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

    《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实际上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整个地说来，它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形态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色彩。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批准了这个“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这次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具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到中央领导岗位，另一方面“无情打击”了犯过“左”倾冒险错误和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包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人瞿秋白，也包括曾经反对过“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李伟森)等一批重要干部[2]。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处理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的问题。1930年12月9日，当中共中央作出召集紧急会议的决定之后，罗章龙等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为基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931年1月1日的《全总党团决议案》指责“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提出应“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他们指名要求撤换并以纪律制裁一大批中央主要领导人，要求引进像他们那样的“工人同志”和“能干的干部”到中央领导机关。在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他们提出大部分是自己一派的候选人名单，但被否决。会后，他们即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应当指出的是，罗章龙等不是站在正确立场上反对四中全会，而是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他们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进行成立“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对此，中共中央曾给予多次警告和批评，指令他们立即停止分裂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被挽救过来，但罗章龙等却置若罔闻，在分裂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并随即付诸实施。中央的这些措施是为维护党的统一所必需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

注:

 [1]米夫（1901-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П．А．Миф。1925年、1927年先后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1928年2月调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1930年7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并于10月抵达上海。1931年8月回到苏联。

 [2]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于1931年1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2月牺牲于上海龙华。

三、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任命14个“剿匪”督办，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与以往由一省或几省军阀对红军的“进剿”、“会剿”不同，这时是由蒋介石统一调动全国的反革命军事力量对红军进行“围剿”。形势非常严峻。但这时红军已发展到10多万人，组建了正规的兵团，武器装备有所改善，革命根据地也有了很大发展，因而有可能实行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大规模地歼灭敌军，打破“围剿”。

    为此，中共中央指示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目前党的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各苏区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以收到红军相互策应之效。对如何打破“围剿”，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特委：要“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从此，红军战争开始进入大规模反“围剿”的新阶段。

    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1]和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10月，蒋介石陆续调集10万余兵力，以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准备对以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摧毁中央根据地，消灭红一方面军的主力。

    此时，红一方面军约有4万余人。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是否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10月30日，总前委又在江西新喻县（今新余）罗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变和不打南昌等大城市的问题，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做了准备。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东渡赣江，接着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以便依靠有利条件，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1月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进。这时红军主力几经转移，已在黄陂、小布地区隐蔽待机。12月6日，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至28日，虽进至富田、东固一带，但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根据国民党军队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泰和，东至福建建宁相距800里地带的新态势，毛泽东、朱德确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先打敌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将敌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以便各个击破。12月30日，当孤军深入的张辉瓒师主力由龙冈向五门岭进犯时，预先部署在龙冈地区的红军给予猛击，歼敌近1万人，并活捉张辉瓒。这时，深入根据地的其他敌军纷纷收缩，红军向东乘胜追击，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其他各路敌军仓皇退走。这样，红一方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歼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中共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1931年1月成立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并成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毛泽东兼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年4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新到的中央代表团，一方面执行“左”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支持毛泽东、朱德的一些正确意见，对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起了积极的帮助作用。

    从1931年2月开始，国民党当局又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他们吸取前次“长驱直入”遭致失败的教训，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4月1日，国民党军队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包围并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南。其部队从江西赣江向东伸延，一直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但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

    这时，红一方面军人数略有减少，共3万余人，但经过四个月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同时还召开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工作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苏区中央局经过反复讨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到东固附近隐蔽集中。5月中旬，敌军一个多师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向东固进犯。红一方面军抓住战机，于5月15日开始行动，经16日一天激战，歼敌大部。接着，按预定计划，就势向东横扫，直到福建建宁。这样，从5月16日到31日，红军连打五个胜仗，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从1931年7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调集部队30万人，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依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完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消灭红一方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根据地的中心区，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3万人左右。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他们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到赣南兴国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8月初，部队集中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的地区。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红军从敌军中间40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从8月7日到11日三战三捷，歼敌1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军队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而东向，分两路对红军取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逼。红军则取声东击西战术，以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开去，而主力则越过敌重兵之间20里的大山，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隐蔽休整待机。当敌军发觉真情再向西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这时，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已疲惫不堪，战场上敌军被动红军主动的态势日益明显。同时，起兵反蒋的粤桂联军乘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深陷江西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发。鉴于上述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的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9月初，“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退却。红军乘敌退却，于9月7日至8日在老营盘、高兴圩两次战斗中毙伤俘敌4000余人，9月15日在方石岭战斗中又歼敌一个多师。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红军共歼灭敌军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这样，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也以失败而告终。方石岭战斗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袭击，不幸牺牲。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决定以一部分地方武装监视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力红军则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向闽西北和赣西南开展工作。红军拔除了许多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发动群众，使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建立起来。其间，攻占会昌、寻邬、安远、石城等县城，使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援是分不开的。在这期间，地方党组织在根据地人民群众中反复进行反“围剿”斗争的政治动员，领导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作战。根据地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实际行动组织赤卫队、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配合红军，并掩护红军主力的转移和集中。他们实行坚壁清野，使气势汹汹、长驱直入的敌军在根据地内饥疲交困，吃尽苦头，战斗力大为下降。

    中央根据地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由于受到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并因要求到北方抗日而遭到蒋介石拒绝，曾经奉命参加“围剿”红军行动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高级军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设三个军的编制：第十三军，董振堂兼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第十四军，赵博生兼任军长，黄火青任政治委员；第十五军，黄中岳任军长，左权任政治委员。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同时也使红军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为了巩固中央根据地后方，准备更有力地迎击敌人，赣西南党的组织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曾根据中共中央多次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2]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于1930年上半年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一段时间内，虽然清除了一些反对革命的地主、富农分子，但也错杀了许多被误认为“AB团”成员的同志。1930年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受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并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的，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在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更加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得到纠正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又发展起来。随后，还在闽西加紧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3]的斗争，处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同志。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发出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指示。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根据地。1932年1月7日，在他的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由于中共中央继续坚持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等所谓反革命组织的斗争，所以仍有像李文林[4]等这样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被错杀的情况发生。

    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各根据地的肃反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的领导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令人极其痛心的损失。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

鄂豫皖根据地的反“围剿”

    在中央根据地进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同时，鄂豫皖根据地也进行了反“围剿”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

    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先后进行两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从1930年11月开始。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近10万人，企图以主力突入根据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然后分区“清剿”。12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占领黄安七里坪。这时，红一军主力已去皖西，鄂豫边只有地方武装和刚由鄂东赶来黄安、麻城地区的红十五军。在这种情况下，以曾中生为首的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确定，鄂豫边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内线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牵制、袭扰和打击敌人；红十五军在蔡申熙、陈奇率领下向商城南区转移，迅速会合红一军在外线打击敌人。12月6日，红一军军部率第一、第二师在商南同该军第三师会合。12月中旬，红一军歼敌一部，并一度包围六安，威逼霍山。12月30日，又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歼敌三个团，毙俘敌团长以下3000余人。随后，红一军第一、第二师西返，1931年1月3日在商城以东歼敌一个团。到1月初，深入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由于遭到广大军民游击战争的袭扰和打击，又看到红一军主力已回到鄂豫边，遂向城镇据点退守。至此，第一次“围剿”被打破。

    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在商南与红十五军会合，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1.2万余人。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正式组成，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3月上旬，红四军主动出击平汉路，在双桥镇歼敌一个师，俘敌5000余人。

    1931年3月至5月，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约10万余人，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分别对黄麻、鄂东南、皖西地区发动进攻。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攻占皖西的麻埠并向金家寨进犯。这时，刚刚到达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代表张国焘，与中央委派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在商南会面，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打击深入皖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4月20日，红四军军部和主力两个师从商城以南东进，同原在皖南的一个师会合。4月25日，红军以一部分兵力牵制麻埠的敌人，另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全歼独山镇守敌一个多团，毙伤俘敌2000余人，并收复皖西被敌占领的地区。与此同时，警卫师、红十师第二十八团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给进占新集、七里坪的敌军以不断的袭扰，迫使敌军撤回罗山、光山。5月，由皖西南进的红四军主力在新集以北毙俘敌近千人，后又转向南线，在黄安、宋埠之间再歼敌四个营。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又被打破。

    张国焘、陈昌浩等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的。1931年5月，成立以张国焘为书记兼主席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撤销以曾中生为书记兼主席的鄂豫皖特委和军委。从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得到贯彻。7月上旬，在鄂豫皖军委讨论红四军主力南下作战的具体方向时，曾中生（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等红四军领导人提出在夺取英山后，红四军应南进蕲春、黄梅、广济等县，恢复根据地，并支援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但张国焘反对这个正确主张，硬要红四军夺取英山后，实行东进安徽攻占潜山、太湖、安庆，并威逼南京的冒险计划。会后，红四军领导人被调整，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留任政治委员，原军长旷继勋调任第十三师师长。

    8月初，红四军主力攻克英山，歼灭守敌1800余人。这时，曾中生、徐向前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如东向安庆，要通过400多里的国民党统治区，沿途有国民党军队两个多旅和大量的反动民团，而红军只能集中四个团的兵力作战，又远离根据地，地形、敌情都不熟悉，取胜的可能性甚小。如南下蕲、黄、广地区，那里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离英山较近，且敌人兵力空虚，取胜的可能性相当大。因此，决定趁势进据蕲、黄、广，并将这一行动计划报告鄂豫皖分局和军委。到8月中旬，红四军连克蕲水（今浠水）、罗田、漕河镇、广济，进逼蕲春、武穴、黄梅等地，歼敌近七个团，俘敌5000余人。张国焘得知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地区后，以分局和军委名义，指令红四军火速北返鄂豫边根据地，并指派陈昌浩接替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当部队回到白雀园后，张国焘直接领导大规模的肃反斗争。他和陈昌浩等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了包括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在内的大批干部和战士，造成极为惨痛的损失。

    1931年9月至11月，蒋介石先后调集15个师以上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豫东南、鄂东和皖西，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掀起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增长，使得这次“围剿”迟迟不能开始行动。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红四军和10月间成立的红二十五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活动于皖西根据地）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这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组建的有进行战役作战能力的一支重要部队。这时，根据地内的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建立起赤卫军等多种地方武装。广大农民群众纷纷起来，以人力、物力支援红军作战。“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流传于黄安的这首歌谣，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团结、共同对敌的动人情景。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根据国民党军队暂无行动和缺乏统一指挥的有利形势，红四方面军实行外线进攻作战的方针，主动出击，先后发起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共歼敌约6万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红四方面军的进攻作战，使得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发动，即宣告流产。

    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如在强敌进攻的形势下，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包围迂回，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围剿”军尚未准备就绪的有利条件下，主动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等。这些作战原则，为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都有很大发展。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根据地扩大到东迄安徽的舒城，西至平汉铁路，南抵鄂东的黄梅、广济，北临淮河的广大地区。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湘鄂西根据地的反“围剿”

    从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也胜利地进行了反“围剿”斗争。

    1930年11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指挥四个师又七个旅的兵力，以洪湖地区为重点，分三期对湘鄂西根据地进行“围剿”。第一期的进攻目标是洪湖地区的长江以北地带；第二期的进攻目标是洪湖地区的长江以南地带；第三期的进攻目标是湘鄂边地区。从11月上旬起，国民党军队陆续向洪湖地区进逼。12月下旬，先后占领南县、华容、监利、潜江等县城。

    这时，红二军团主力远在江南松滋、公安之间的杨林市地区，洪湖地区只有由江北地方武装组成的以董朗为总指挥的江左军，由江南地方武装组成的以段玉林为总指挥的江右军，以段德昌为军长的刚组建的新六军（约1000人，不久改为独立团）。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以周逸群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利用洪湖地区的复杂地形积极开展游击战，以新六军为骨干力量，江左、江右军互相配合，共同打击和迟滞敌人。同时，要求红二军团迅速回师洪湖地区。1931年1月初，国民党军队企图首先歼灭江左军于江北的柳家集、瞿家湾地区，然后向西进袭。在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下，江左军得到群众的密切配合，利用湖泊水网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江南华容地区活动的独立团和江右军，为配合江北军民的斗争，在华容附近歼敌一部，并收复华容城。接着，独立团又北渡长江，消灭一部敌军，并收复石首北区。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江北部分地区，但没有能够实现“围剿”计划。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中，洪湖地区的党组织发动群众断绝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的后方，使红军得以有效地打击敌人。

    3月初，国民党军队以江南的调弦口为目标，发动对洪湖地区的第二期“围剿”。这时，红二军团仍未能回援。中共湘鄂西特委按原定计划，组织江南、江北所有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掩护石首、华容等地群众撤到东山地区，其中一部分进入洞庭湖西岸，开展斗争，建立特区。独立团乘敌军主力集中江南时，再次渡江北上，在江左军的配合下，至3月底恢复江北地区的大部。江左军、江右军和独立团都得到发展。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山地区后，第二期“围剿”即告一段落。

    这时，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派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及“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派兵北进湘、赣，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为应付国民党内部斗争，将徐源泉部陆续调往长沙。这样，第三期“围剿”没有按计划进行。至6月，在洪湖地区军民积极斗争下，江北地区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已全部恢复。江南东山地区有所恢复，洞庭特区的工作也开展起来。

    从9月初开始，国民党军队又以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向以东山区为重点的江南地区发动新的“围剿”（也称第三次“围剿”）。根据地武装和群众进行顽强的战斗，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东山地区再度陷于敌手。到年底，江南地区又逐步得到恢复。

    红二军团从松滋、公安地区开往湘鄂边的鹤峰山区后，在五里坪消灭反动地方武装3000余人，自己也受到不小的损失。193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4月，红三军开进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后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向北转移，建立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3月初，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湘鄂西根据地的夏曦到达洪湖地区。3月27日，组成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6月24日，组成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以取代湘鄂西特委。8月初，中央分局决定红九师（由独立团扩建而成）自洪湖地区北上鄂西北迎接红三军。9月下旬，红九师与红三军会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去的万涛接任邓中夏的职务。以后，红三军和红九师进入襄河(襄阳以下的汉水)以北的钟祥、京山、天门地区，打通与洪湖地区的联系。从11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又不断向洪湖地区进犯。红三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下，在1932年1月粉碎敌人的进攻，共俘敌6000余人。

    这时，洪湖地区除原有各县外，已扩大到襄北广大地区，红三军也发展到1.5万余人。整个湘鄂西根据地，除鄂西北由于红二十五师返回洪湖后被敌人占领外，湘鄂边和巴兴归、襄枣宜区都有发展。

    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1932年5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的反“围剿”

    从1930年冬到1932年前后，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对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围剿”，隔断相邻根据地红军之间的策应和支援，还分别发动了对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的“围剿”。

    赣东北根据地的红军，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下，粉碎国民党军队于1930年11月和1931年3月发动的两次“围剿”，使红十军发展到5000人。1931年4月，红十军挺进闽北，支援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恢复并扩大了闽北根据地。但在同年7月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曾洪易（1935年1月叛变)为中央代表到赣东北，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拒绝方志敏等人提出的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无堡垒地区的皖浙赣边发展的主张，在打通与中央根据地的联系的口号下，主张红十军向敌人力量比较集中且有堡垒的地区发展。结果，红十军历经半年多的苦战，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据地大部分被敌人占领。

    湘赣根据地的红军，先后在滕代远、张云逸、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李天柱、王震等领导下，经多次战斗，给国民党军队以打击，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围剿”军，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同时，巩固了湘赣根据地，使湘东南独立师和地方武装逐步扩大为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三师，并合编为红八军，共3600多人。

    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先后在孔荷宠（时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后于1934年7月叛变）、黄志竞、李宗白等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终于坚持下来。红十六军和独立第三师都得到发展。

    此外，在这期间，谢子长、刘志丹、高岗、阎红彦、李杰夫等领导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甘肃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冯白驹、梁秉枢等领导的琼崖红军第一独立师(后正式定名为第二独立师)，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到1931年底发展到2000多人，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古大存等领导的东江地区的红十一军，进行游击战争，分散扰敌，后被强大的敌军各个击破。

    1930年冬至1932年春前后，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极其艰苦，各地的红军作战非常英勇。尽管国民党军队对各根据地和红军“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烧杀一次比一次残酷，尽管共产党还要承受来自内部因执行“左”倾政策而造成的创伤，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敌，团结战斗，不断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约一年半的战斗中，各根据地共歼灭敌正规军20余万人，给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重大打击；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发展到相当规模。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早就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共产国际认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最主要的一项任务。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第六十八号通告。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9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这次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鉴于召开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这次会议决定：原定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至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三周年纪念日召开，开会地点移至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这时，在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李立三认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应当设在武汉，至少也要设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成立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军事“围剿”，致使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再延期举行。

    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5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提出“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是“苏区最迫切的任务”，并规定筹备工作由苏区中央局负责。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8月1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久，因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苏区中央局于6月下旬决定大会改在11月7日召开。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根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出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大纲还规定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等。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根据宪法大纲的规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根据地任职）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这时，各根据地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于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革命斗争的进程，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急于要求“把几个分离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夺取中心城市，以为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似乎就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另外，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虽然为临时中央政府、各根据地政府的立法和制定施政方针确立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它们或是根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指示制定的，或是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并提交大会的。在这些文件中，正确地肯定了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问题上，规定了许多过左的政策，这对于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红军的建设和作战原则的基本形成

    随着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红军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战争形式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适应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红军普遍加强了各方面的建设。

    首先，建立全军和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实现了初步的统一领导和指挥。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并建立以叶剑英为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王稼祥兼主任的总政治部，范树德为部长的总经理部。在此前后，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根据地，也都分别进行了建立或改组军委，建立或加强参谋部（指挥部）、政治部、经理部的工作。红军实现了以战略区或独立战区为单位的统一指挥。这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各区党委、军委，分别颁布一系列条例、条令，初步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加强了红军的相对的正规化建设。

    第二，加强红军中党组织的建设，建立战时政治工作，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思想政治保证。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和各区党委、军委政治部，特别强调加强党内教育，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各根据地红军依靠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依靠各级党组织、共青团、士兵会，依靠广大党员、团员和士兵骨干，依靠地方党政部门和群众革命组织，全面开展战时政治工作。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细致的思想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热忱，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和参加战争，从而保证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三，不断加强红军后勤建设，做好部队供应，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物质保证。各根据地内逐步健全后勤组织机构，并建立了后方基地。由于有了后方基地，红军可以储备军用物资、安置和救治伤病员、训练与改造战俘等，可以初步改变单纯依靠打土豪和完全取之于敌的供应方式，从而使红军的后勤供应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

    第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地方武装是党领导的整个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军战争特别是在反“围剿”斗争中，党领导的主力红军、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相互依存，密切配合，形成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第五，创办各类红军学校，加强军政训练。组织对红军干部、战士的教育是一项重要工作。红军每个纵队都设立青年士兵学校。学校的政治部负责编写识字课本，每个连队设有识字组，连队的文书任教员，组织互教互学。在根据地内，先后创办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以及各类专业学校，让尽可能多的红军干部、战士进学校学习，或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积极培养军事人才，努力提高部队素质。红军各类学校全盛时期，在校学员最多时达6000余人。

    在红军反“围剿”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不断反复的规律，及时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并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这种战略战术思想，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的1928年5月，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即“十六字诀”就已经提了出来。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时，又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在实际作战中应用成功。到战胜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时，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就基本形成了。毛泽东、朱德等在领导红一方面军进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过程中形成的战略战术思想，是这一时期红军战略战术思想的集中体现。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从实际出发，采取适合自己情况的作战原则。它们对红军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出来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从红军诞生开始，国民党反动政府就不容许它存在，派出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围剿”。代表两个相互对立阶级的军队之间势不两立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内战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为主要形式。在这种特点下，红军只有也必须紧紧地依托自己的战略基地即根据地的有利的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援助下，才能打破强大敌人的“围剿”，才能求得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依托根据地有利条件进行反“围剿”作战，是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也是红军夺取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剿”，总是以数倍乃至十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兵力，寻找红军决战。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红军必须避免不利的决战，必须避开敌之进攻锐气，实行战略退却，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强大的敌军诱入根据地，使之在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扰下，变成瞎子聋子，变得疲惫不堪，并且分散了兵力，由优势转化为局部的劣势。然后红军再以主力实施反攻，速战速决，将敌各个击破。诱敌深入是红军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依靠根据地党政军民整体力量，反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并且夺取胜利的基本作战方针。

    （三）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红军因为兵力和火力的绝对劣势，不可能与强大的敌人实施阵地战、攻坚战，更不能分散扰敌，处处设防，而必须相对集中自己的兵力，造成战斗上的优势兵力，在长的战线、大的战区上实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战，将局部劣势之敌歼灭于运动中。红军兵力的弱小，还表现在一个根据地内只有一支部队。在这种特点下，必须力求速战速决，以避免陷入多路敌军的包围之中，并便于自己连续再战。红军的武器装备取决于战场缴获，人员的一部分来自俘虏兵。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必须坚持歼灭战原则，力求俘虏当面之敌的大部人员和缴获全部武器装备，以补充自己。而对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来说，击溃它意义不大，而只有将它一部一部地歼灭，才能造成它士气的沮丧，兵力的削弱。

    （四）不失时机地实施进攻，扩大战果或将敌之“围剿”打破于计划实施之前。红军总的战略态势是防御，但不应当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进攻作战。在敌之“围剿”被打破后，敌军通常是转为暂时的战略守势。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红军应当以主力连续再战，向退守在根据地周围的孤立无援的敌军实施进攻，以扩大战果，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有利条件下的进攻作战，是红军力求战略主动的重要表现，也是争取胜利的重要一着。

    毛泽东等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注:

 [1]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当时，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是全国各根据地中力量最强的。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赣南根据地。此后人们把红一方面军所控制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

[2]“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重打击，该反革命组织即行解体。

 [3]“社会民主党”在中国从未建立过。1931年初，在闽西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上，有战士误喊“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造成了在闽西有反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存在的说法和不良后果。

 [4]李文林（1900-1932），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曾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2年5月被错杀，后得到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