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帝国主义的干涉与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表面化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革命势力迅猛发展和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始料未及的。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因而它们能以较多的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但由于列强之间为争夺在华利益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它们采取的政策和干涉手段在开始时不尽一致。

    英帝国主义者是武力镇压中国革命的急先锋。1926年9月，北伐军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时，英国军舰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内河航行特权，游弋于长江水面，屡肇事端。9月5日，英舰借故公然炮击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城，酿成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1000余人的万县惨案。1927年1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推进时，英国又提议由英、美、日、法四国出兵，实行联合武装“保卫上海”。这时，各国纷纷增兵中国。在上海及长江一带，共有外国军舰60余艘，集结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共2万余人，造成武力威胁中国革命的严重局势。

    不过，帝国主义者也懂得，正在急剧高涨的中国革命潮流不是用直接出兵就可以轻易平息的。他们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美、日帝国主义者看到，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是一个可以拉拢的对象。1926年11月，美国的一家报纸著文指出，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取得成功后，外国在华利益不会受到损失。1926年底，日本外相币原派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汉口、南昌活动，并会见蒋介石。佐分利向币原报告：在南昌和武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今后裂痕将日益明显。1927年1月，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见蒋介石时，蒋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江户向币原电告后，币原判断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认为对中国革命实行分化的政策比直接出兵干涉更为有利。在各国驻北京使馆召开的秘密会议中，英国方面接受美、日的意见，也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赞成对蒋介石采取拉拢手段，以促使革命阵营早日分裂。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许多地方军阀纷纷同北伐军联络，准备投靠国民政府，换上国民革命军旗号。一批批官僚、政客、买办也同国民党上层拉关系，准备改换门庭，混入革命阵营。原来依附北方反动势力、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双方都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1]官僚黄郛、张群等人联袂南下，在蒋介石身边施加影响，因而此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复杂微妙的背景下，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爆发了所谓“迁都之争”。本来，随着北伐军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偏处广州一隅的国民政府，显然已不能适应指导全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就是蒋介石也一再提出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武汉。1926年11月19日，他致电广州提出：“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2]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并决定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前往武汉，广州国民政府随即停止办公。12月10日，第一批委员经南昌到达武汉。12月13日，在武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由已经到达武汉的委员(包括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吴玉章、邓演达、董必武等)组成，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总顾问，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但是，原来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改变主意，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1月3日，他公然阻挠途经南昌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第二批人员，并于1月5日发表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这样就形成南昌和武汉公开对峙的局面。

    此时，蒋介石集团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面目也日益公开化。在广东，北伐出师不久，他们就宣布禁止罢工，并指使工贼破坏工人运动；支持、纵容各地驻军和地方长官，勾结地主民团和土匪武装，联合向农民协会进攻，迫害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他们对两湖和江西的工农运动也极力限制，加紧排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南昌、九江市党部以及群众团体内的领导，夺取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权。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下决心同共产党决裂。他虽然已控制江西，但实力仍然有限，还需要利用北伐的名义，趁势继续向长江下游进军，占领江苏、浙江和上海、南京一带。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着。因为这一带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最集中的地区，是江浙财阀的大本营，是全国税收最多的富饶地区。占领这一带，就可以直接取得帝国主义势力和江浙财阀的大量援助，取得源源不断的巨额税收，还能收罗数量很大的北洋军阀残余部队和其他反动势力。这样，他就可以大大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决裂。

    1927年春，蒋介石集团压迫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趋势更加明显。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公然说：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3]。

    从1926年末到1927年二三月，围绕国民政府迁都问题的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坚持迁都南昌，反诬武汉的国民党临时联席会议为“非法”，要求停止联席会议，并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撤回苏联代表鲍罗廷，企图以军权控制一切，实行个人独裁。这使武汉地区的反蒋情绪更加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2月中旬发出通告，明确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现时只有先战胜K.M.T.内的右倾势力的进攻，才能保证与党外右倾势力争斗的胜利。”因此，“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通告还指出，这场斗争应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进行，但是共产党应“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能像过去那样“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4]。这个通告反映出中共中央在对蒋介石的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压力，使得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未能得逞。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在武汉地区反对独裁、恢复党(国民党)权运动的声浪中，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在汉口举行以提高党权为中心议题的二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林祖涵、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坚决赞助工农群众运动，设立农政部、劳工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旨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一系列决议。全会决定，将原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设主席。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所担任的这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全会选举还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共产党人苏兆征、谭平山随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部长和农政部部长。全会还通过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邓演达、毛泽东等提出的《对农民宣言》，决定在区自治机关内设立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和方法。

    对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表面上通电表示拥护，实际上使用更加凶残阴险的手段加紧对抗。3月1日，他指使当地驻军残酷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他以赴前线督师为名，离开南昌奔赴上海。途经九江、安庆等地时，他指使青帮流氓暴徒捣毁当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蒋介石仇恨工农、反对共产党的本质已完全暴露。

共产国际在北伐过程中对中共的影响

    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激化，使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提出了一些原则上正确的方针，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有益的指导。但由于他们对蒋介石等人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警惕，因而在处理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的关系时，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内逐渐形成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在北伐战争的进程中，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有了新的发展。蒋介石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专横跋扈，凭借武力指挥一切。他用安插亲信和拉拢收买的办法，控制国民革命军各军和一些党政部门，这就引起国民革命军中一些将领的不满。在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前后，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国民党中央一些比较左倾的领导人在革命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改变前一个时期的消沉状态，积极主张恢复党权，迎汪复职，巩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此时在欧洲的汪精卫仍被看作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蒋介石认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他自己。因而，他极力反对汪精卫回国。但由于他的处境一时还比较孤立，不得不在表面上拥护迎汪，同时派代表找中共中央领导人，请求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希望中共不要赞助汪精卫回国。

    鲍罗廷虽然看到蒋介石已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但他并不主张倒蒋，而是主张蒋汪合作，由汪精卫负责政府工作，由蒋介石负责军队。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也认为蒋汪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径。9月16日，在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联席会议上，维经斯基说：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陈独秀认为，采取让步策略是正确的。会议作出八项决议，其中有：“我们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声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5]。

    这次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十七号通告，指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陈独秀还向蒋介石派到上海的代表表示，中共只是在三个条件下赞成汪精卫回国：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为了争取蒋介石，维经斯基决定亲率远东局成员曼达良、福京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前往汉口，同蒋介石进行会谈。在9月20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远东局联合会议上，维经斯基为与蒋介石的会谈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在谈判中，既不反对蒋介石，也不反对汪精卫；由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由蒋介石掌握军事领导权。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对汪精卫寄予很大的期望。鲍罗廷赞成汪精卫回国，认为“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联合起来”[6]。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出，迎汪复职“这个口号确实能够把所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也能博得农民群众的同情并受到军队中革命人士的支持”[7]。陈独秀等人本来就视汪精卫为左派领袖，因此中共中央也认为，只要汪精卫回国复职，国民党左派就有了坚强的中心，可以恢复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的指导地位，从而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左派核心，相当一部分左派分子在动摇彷徨之中。共产党本来应当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坚决同右派斗争，以此来鼓舞并团结左派分子，克服他们的动摇。然而，共产党自己对右派不断迁就退让，却指望国民党左派能够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除了支持蒋介石、汪精卫之外，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也很看重唐生智。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利用北伐胜利进军的机会，迅速扩大自己的实力。在短短几个月内，其军队即从一个军扩编为四个军，兵力远在其他各军之上，控制着湖南、湖北两省。蒋介石非常害怕唐生智取代自己的地位，极力加以压制。唐生智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借助汪精卫同蒋介石相对抗，一方面极力表示左倾以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虽然清楚唐生智不是真心拥护革命的人，但又认为唐生智、李济深等是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实力派。因此，远东局决定派人去同唐生智建立联系。中共中央采取了在蒋、唐之间搞平衡的策略，提出既要维持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又要帮助唐生智发展实力，以“维持实力派间对抗的均势，不使造成一人的军事独裁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下级党组织从各方面争取唐生智，“影响他的左倾”。这种想依靠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保持革命局面的策略，是一种极端软弱的策略，更何况唐生智并不因共产党的支持而真正左倾。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新策略，大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脱离革命；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对这个决议案作出解释，指出党以前“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由于提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土地革命等问题的认识，在1927年春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一些地区的工农运动和反蒋斗争，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决议虽然认为，在这一时期，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却又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等人身上，包括由他们领导军队、政权、土地改革等。特别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迁都之争后，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已十分嚣张。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试图推迟同蒋介石的决裂，指望用妥协策略来暂缓矛盾。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叮咛“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8]。

    3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在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警惕，认为“我们处在这个右倾局面之下，必须拿出向右进攻的决心，无论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断送革命”[9]，并且做了一些反蒋的准备。起义胜利后，党曾采取积极步骤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加强工人武装纠察队，准备抵抗蒋介石、白崇禧军队的缴械，以求巩固胜利的成果。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决裂，指示中共中央：“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10]。结果，当蒋介石宣布军队负责维持秩序，下令停止总罢工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后，陈独秀遵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致信上海区委，要求“表面上要缓和反蒋”[11]，使得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松懈。

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当蒋介石反革命势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膨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革命大踏步前进的情况下，革命政权问题突出地提到党的面前。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推动了许多县政权的变化。在湖南省，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或公法团联席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有县农民协会、县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的代表。他们虽没有自己推举县长，但原有的县长不能不听从各群众团体的意见，实际上形成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的局面。江西省有些县，由于广大群众的拥戴，共产党员担任了县长。在省政权方面，共产党员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的领导工作，林祖涵、李富春参加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共产党员和工农代表参加革命政权，这是北伐战争胜利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

    虽然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一度存在着错误认识。1926年9月，中共中央委托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谭平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参加政府。然而在共产国际未予答复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党内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中共中央采取在野党地位的政策，一方面，与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参加政府看成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有直接关系。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央提出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限令担任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并强调“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全党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如何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认识。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在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把“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作为“民族革命运动”应该争取的“前途”。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认为，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文章表白，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

    1926年底，中共中央初步认识到参加政权的意义，决定共产党员“应争取参加各省政府”[12]。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加入政府机关的要求后，中共中央对参加政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陆续派出谭平山、苏兆征等参加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但由于形势迅速恶化，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陈独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同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13]。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14]。因此，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

    随着北伐的进展，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危险倾向日益显露。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推翻北洋军阀的任务还有待最后完成，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报告分析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时，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虽有左的言论，实际行动却很右，但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所谓党内的左倾，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等等。报告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一方面把工农运动中出现的过激倾向夸大成主要危险，甚至把一些正确的做法也说成是“左”倾，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叛变革命这个根本危险，这种认识完全把事情的主次颠倒了。报告提出挽救危机的七项措施的中心思想，“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明显地反映了这种错误认识。

    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应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议决案认为，国民党左派虽然软弱动摇，但仍应该团结他们，支持他们。这实际上是把同右派斗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陈独秀等人把一些作出某些左倾表示的军官、政客也看作可以依靠的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希望，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政权交给他们，甚至要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让给他们来领导。这就不能不在日后时局陡然逆转的关键时刻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挽救危机的政策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并加强共产党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未能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各种准备，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将领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已经磨刀霍霍的蒋介石还可能回心转意，由右向左；似乎软弱动摇、投机性很大的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给正在热火朝天地发展着的工农革命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压制了群众运动。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的同意。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中共中央纠“左”的方针传到湖南乡下后，有些地方开始搞起所谓“洗会运动”，把一些革命的贫苦农民当作“痞子”从农会中“洗”出去。衡山、湘乡等县很多乡的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委员长甚至被关进监狱。这就助长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打击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造成党内思想混乱。这种错误方针很快就在党内受到抵制。

    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在武汉的吴玉章、瞿秋白和邓演达等，曾紧急商讨对付蒋介石在沪宁一带异动的方案，提出从武汉调第四军赶到南京，配合尚未开往江北的第六、第二军，加强南京一带的防务，借以监视蒋介石。4月3日，第四军已做好开往南京的准备，但陈独秀却致电武汉表示反对。

    4月初，从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同蒋介石等在上海进行密谈。他们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和主张上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反共的时机与方式上有一些分歧。陈独秀却主动找到汪精卫，与汪进行了会谈。4月5日，陈独秀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将会谈结果写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发表。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谣言”。宣言称：“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宣言希望国共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如弟兄般亲密”。宣言发表以后，陈独秀离开上海前往武汉。4月中旬，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也先后到达武汉。中共中央机构正式移驻武汉。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周恩来严肃指出：“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15]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第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第六军未来得及调出的少数部队被包围缴械，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

    这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看到上海面临着巨大危险，立即决定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和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其任务是决定上海区委工作计划，制定摆脱危险的防备措施。可是当李立三等人抵达南京时，上海已发生了大屠杀。

注:

[1]政学系，官僚政客集团。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拒绝参加。他们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系，从事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北伐开始后，该集团与蒋介石相勾结，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出版社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00页。

[3]《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1927年2月2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4]《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的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1927年2月17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2页。文中“K.M.T.”为“国民党”的英文缩写。

[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页。

[6]《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192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特字第65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9]《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最近全国政治局面及革命运动的趋势》（1927年3月12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

[1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9页。

[11]《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付刘峙破坏、市府就职、内部组织、与蒋接洽等问题》（1927年3月2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

[12]《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13]《中共中央二十二号通告》，1926年10月3日。

[14]《西北军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伯坚同志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

[15]《特委会议记录――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1927年4月1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二、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

    势力和大革命的局部失败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后，帝国主义列强感到其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威胁，一方面继续拉拢蒋介石，一方面加紧准备进行武装干涉。到1927年3月，列强在中国水域停泊的军舰已达170艘，其中在上海有60余艘，军队增加到3万多人。3月23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从安徽东进，击败直鲁军，占领南京。3月24日，南京发生劫掠事件，造成外国使馆和侨民的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游弋在长江上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外国侨民，于当日下午炮轰南京城，毁房多间，致使百余人伤亡。南京惨案是帝国主义以武力干预中国革命的严重挑衅事件。这一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南昌赶到上海，开始与日本驻南京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频繁接触。在秘密商谈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立即宣称南京事件是“由过激分子煽动而起”，其“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这时，英、美帝国主义者渲染南京事件是“义和团之祸重演”，仍坚持要对华实行“武力制裁”。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摸清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蒋介石的真实态度，认为“武力制裁”未必能够奏效，力主拉拢蒋介石为帝国主义“维持秩序”，“镇压暴行”，并帮助蒋介石巩固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将获得的情报和自己的主张频频向英、美通报，以协调它们之间的行动。4月11日，日本伙同英、美、法、意等国，就南京事件向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提出“抗议”照会，实际上是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蒋介石公开反共。

    这期间，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公然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1]。江浙财阀保证在财政上给蒋介石以全力支持。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也保证把大批流氓、暴徒组织和武装起来充当反共打手。蒋介石又调集嫡系部队和其他拥护他的部队控制江、浙两省和沪宁地区，而把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实现了占领这个富饶地区的计划，从而大大加强了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前，为了迷惑中共中央和上海工人阶级，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允许上海工人纠察队保留枪支，并派代表向上海总工会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

    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f、李济深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诬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

    4月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激战之中，刚刚倒戈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周凤岐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工人纠察队员看到军队将青帮武装分子的枪械收缴，便热情地欢迎这些“调解者”。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2000名纠察队员被军队强行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在此前一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诱骗杀害。事变发生后，上海工人及各界群众发动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示强烈抗议。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冲出，用步枪、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打死100多人。此后，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继续进行。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在四川重庆，反共势力制造了三三一流血惨案，封闭国民党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联会，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伤亡400多人，重庆地委书记杨??公等人惨遭杀害。在广州，李济深制造了四一五惨案，仅7天被捕者即达2100人，其中共产党员约600人，被秘密杀害者100多人。著名共产党人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英勇就义。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于4月6日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同时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

    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动不仅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附和。上海商业联合会于4月17日致电南京国民党当局，攻击共产党，并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

    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和突然袭击的卑鄙行径，引起了举国激愤。4月13日，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等七人联名写信，声讨蒋介石的暴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组织2000名国民党员在西安举行反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提出“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的口号，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而斗争。

    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大屠杀所吓倒。在一些充满白色恐怖的地区，顽强的共产党人仍在进行着革命活动。4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派周其鉴等到韶关指导北江地区的革命斗争。4月下旬，广东区委决定由彭湃、杨石魂、张善铭等七人组成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领导东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7月中旬，琼崖特委将所辖各县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冯平任总司令，杨善集任党代表，向反动民团发起进攻。在澄海、五华、中山、英德、紫金、惠来、梅县、海丰、陆丰、郁南、丰顺、惠阳等县，均有农军和农民的武装暴动。中共广东特委[2]指出：各地的暴动表面上虽被反革命派镇压摧残，但已给反革命派重大打击，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地鼓动农民起来进行有计划的暴动，即使是斗争艰难的地方，也必须设法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民秘密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注:

[1]《字林西报》，1927年3月28日。

[2]1927年5月20日，中共广东区委改称中共广东特委。

三、武汉政局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东征北伐之争和第二次北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们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在北京尚有张作霖控制的军阀政府存在，中国一时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只控制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兵力约10万人。它不仅财政困难，且面临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军事威胁，即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和南面的广东新军阀李济深。蒋介石据有闽、浙两省的全部地区和苏、皖两省的江南大部分地区，拥有兵力约15万人，并有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在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主力相继被击溃后，北洋军阀中实力强大而尚未受到革命势力打击的奉系张作霖，同北伐军之间已不再存在可作为缓冲的地带。于是，张作霖分兵两路：一路沿津浦路南下，进抵苏北、皖北，威胁南京；另一路即奉系部队的主力，沿京汉路南下，占领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并陈兵于许昌、郾城、汝城一带，窥伺武汉，对武汉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的激烈争论。

    在武汉方面举棋不定的情况下，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东征讨蒋。电报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这时，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迅速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他同掌握武汉军权的唐生智勾结在一起，力图控制以武汉为中心的局势。武汉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讨奉。蒋介石则一面策动破坏武汉局面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政府，要求宁汉双方共同北伐，力图缓和武汉的反蒋运动。因此，东征讨蒋的呼声在武汉虽然很高，但始终没有真正见诸行动。

    冯玉祥自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曾一度倾向革命，支持农民运动。但他面对帝国主义者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强大压力，受到工农革命运动的冲击，又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1926年底以后，冯玉祥控制的陕、甘地区农民运动兴起，多次发生抗粮、抗捐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这引起他的不满，认为农民运动妨碍税收，扰乱社会秩序，命令加以限制和取缔。他虽然表示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武汉出师北伐，但又对武汉方面的反蒋运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常驻南京同蒋介石联系。冯玉祥拥有兵力约8万人，同武汉方面拥有的兵力相差无几，在宁汉对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一些共产党人对冯玉祥政治态度的变化缺乏分析，依然对他寄予很大希望。鲍罗廷等以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他们担心如果先东征沪宁，会过早地同集中在这个地区并享有巨大权益的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提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1]。这就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的主要观点。鲍罗廷还威胁说：如果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成北伐讨奉。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没有采纳东征讨蒋的建议，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进行北伐，即第二次北伐。

    1927年4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4月下旬至5月上旬，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率领的八万大军沿京汉路及其两侧北上。冯玉祥也率部由潼关出发向河南进军。

    起初，第二次北伐战事进展比较顺利。但当奉军急调主力投入豫南战场后，双方发生异常激烈的战斗，一度形成僵持不下的苦战状态。5月中下旬，武汉北伐军同奉军主力血战于豫南的西平、上蔡、临颍一带，以伤亡1.4万人的巨大代价，击败奉军。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和第一军牺牲很大。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蒋先云在临颍决战中壮烈牺牲。

    6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第二次北伐结束。

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

    第二次北伐并没有改变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蒋介石乘武汉军队主力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不断指使川、黔、桂、粤等地方军阀进攻两湖，同时秘密策反驻扎在两湖的武汉国民革命军军官发动叛乱，企图里应外合，推翻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还同帝国主义势力、地方军阀联合起来，在长江和京汉、粤汉铁路上切断武汉的对外交通联络，禁止各地同武汉进行贸易。帝国主义各国商人在武汉的工厂、商店纷纷关闭。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武汉的一部分工人和店员向厂方或店方提出一些过高的经济要求，致使不少工商业资本家因亏损增加而缩小经营或抽逃资金，甚至关厂关店。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武汉国民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更加困难，被迫颁布现金集中令，禁止现金外流，大量发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危机[2]。这些措施又引起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厂、商店大批倒闭，日用商品日益减少，失业工人、店员高达10万人以上。市民生活困苦，人心急剧浮动。

    这时，武汉地区及附近省的农民斗争仍十分激烈，特别是湖南农民“耕地农有”的要求很强烈，不少地方成立区、乡土地委员会，用插标占田等方式直接动手分配土地。各地封建地主势力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相呼应，与贪官污吏、土匪流氓、反动军官等结成反对土地革命的联合阵线，进行凶猛的反攻。他们摧毁农会，残害农民，制造反革命恐怖。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

    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此革命的紧急关头，他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3]；但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容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分共“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4]。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与此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陆续出台。

党的五大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5]、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由谭延?]、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6]。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讨论了陈独秀的报告。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李立三后来回忆道：瞿秋白“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7]。此外，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还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国民党中央搁置起来。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党的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注:

[1]《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2]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每月的财政收入平均不到200万元，而蒋介石在粤沪每月收入达1500万元。武汉政府的月支出约1700万元，绝大部分靠发行钞票、公债和国库券来维持。

[3]《汪精卫先生与革命的民众》，《中央副刊》第20号，1927年4月12日出版。

[4]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15日)，《汪精卫集》第3卷，《民国丛书》第四编　(97)，上海书店根据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版影印，第222―223页。

[5]罗易(1892-1954)，印度人，英文名M.N.Roy，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920年起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员。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

[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为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7]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四、大革命的失败

革命危机的加剧和五月紧急指示

    党的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

    在这种局面下，受到蒋介石策动的武汉政府的反动军官，公开发动武装叛乱。1927年4月底，唐生智的部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移驻宜昌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紧密配合，于5月13日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并于17日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杨森、夏斗寅叛乱之机反攻倒算，在短短一个月里，农民群众死难者达四五千人。这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同奉军激战，无法回援。武汉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惊恐万状，纷纷准备逃跑。时任武昌卫戍司令的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率部奋起反击，迅速击败夏斗寅叛军。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部。6月24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率部分水陆两路向巴东逃窜。武汉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5月21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使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马日事变[1]。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力主“调解”所谓“军工冲突”，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原来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等的意见后又转而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武汉）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2]，甚至公开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3]，决定派谭平山去湖南纠正“过火”行为。这时，湖南各县有500多万农民协会会员，但因为得不到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分散于各地，不能给反革命势力以有效的反击。此外，湖南许多地方的共产党组织是在大革命高潮的合法环境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对反革命势力的突然袭击又缺乏精神准备，“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4]。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10余县的万余农军向长沙进军，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下，有些人害怕攻城会破坏国共合作，又中途改变计划，下令撤退。浏阳等地的5000农军因未及时接获命令，单独进攻长沙，被许克祥打败。各县农军先后被各个击破。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由此更加疯狂，短短的20多天里，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了1万多人。湖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

    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转向反动，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随后，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相继叛变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中共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态度，跟着他们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作坚决斗争。这种错误态度，只能使整个形势更加恶化。

    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称“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而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等项任务与政策，并且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其主要内容是：(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领导机关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玩物。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4）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5]。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等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指出了克服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斯大林等却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执行这个指示。

    6月1日，中国共产党收到这个紧急指示。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谈了他对紧急指示的看法。关于土地革命，他指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关于吸收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中央，他说：“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关于组成工农新军，他认为：在我们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至于组建革命法庭，他认为也是不可能的。陈独秀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6]。谭平山、张国焘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易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大革命的失败及经验教训

    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后，1927年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汪、唐希望联冯反蒋和反共，所以对冯玉祥作了很大让步。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负责指导陕西、甘肃、河南三省政务，以冯玉祥为主席；并决定北伐军撤离河南，将该地留给冯玉祥。但是，冯玉祥在会谈中只对武汉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两湖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对蒋介石没有片言谴责，反而一再要求汪、唐等停止宁汉间的对立，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北伐。郑州会议刚刚结束，冯玉祥在蒋介石极力拉拢并答应给予经济和武器援助的条件下，即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议主张，宁汉双方应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继续北伐。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蒋介石的地位大为加强，并加速了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步伐。

    在汪精卫赴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曾把五月紧急指示拿给汪精卫看，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汪精卫看后没有表态。郑州会议后，汪精卫即以紧急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煽动“分共”。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唐生智的主力部队特别是何键所部第三十五军，从河南前线撤回两湖，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

    6月上旬，莫斯科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要求“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招募农民，鼓动他们去进攻军官团，彻底将其摧毁，以儆效尤”[7]。此时，湖南尚有不少农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叛军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来不及回师两湖。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连日开会讨论对策，一度准备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打算在力量调集后，派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前去指挥，并派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但中央许多人的态度动摇，鲍罗廷、彭述之等人认为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表示反对。这个计划最终被取消。6月15日，陈独秀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电文还指出：“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8]

    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之间矛盾重重，无法制定应对危机的好办法。罗易多次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建议撤换鲍罗廷和陈独秀，他甚至称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9]。鲍罗廷则认为罗易将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是犯了组织性错误，要求共产国际将他召回。共产国际、联共(布)仍然希望拉住汪精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再给武汉国民政府200万卢布的援助，并电告汪精卫：为挽救革命，应当停止动摇，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这些已无法拉住已经右转的汪精卫。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从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出发，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6月6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指出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然而，这些策略和建议均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否定。

    6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即将在当地制造又一个反革命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鲍罗廷在慌乱中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他们以为用这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何键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的表示，如：“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等等。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会上，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独秀，要求公布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竟将意见书当场撕毁。

    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还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个建议也没有付诸实施。

    自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人指导下作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正在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

    这时，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并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中共中央命令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并于7月24日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进一步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了谴责。

    7月13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决心“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10]，随即启程前往莫斯科。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声明严肃地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声明重申：“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11]。国民党左派陈友仁等也相继出走。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曾积极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

    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党所领导的工农大众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重要斗争，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大革命初始，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小党，但却走在了时代前列。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建立起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大革命开始后，广大共产党员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革命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在国民革命军中艰苦斗争、奋勇杀敌，推动北伐胜利进军，从而使得国民革命很快形成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大革命空前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短短的6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由起初只有50多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着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八个区委和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六个地委。共青团员也发展到3．5万人。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将形成燎原之势。

    大革命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来说，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它鼓舞和推动了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亚洲地区人民的觉醒，阻滞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扩张的步伐。

    但是，这场大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革命阵营内部掌握了相当大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的深入发展中一步步背叛革命而投入反革命营垒。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关键时候也表现出很大的动摇。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虽然有比较广泛的发动，但是动员和组织的程度还很不充分，力量发展也很不平衡。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党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缺少成熟的领导艺术；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因没有充裕时间培养干部，未能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思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党还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不善于识别和正确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同盟者。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12]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13]，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如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帮助共产党人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导中共中央开展工人运动，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提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为了支持中共中央开展工作，共产国际在党的活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援助，苏联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和军事人才。苏联顾问在中国的革命军队建设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人还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驻华代表之间，在土地问题、工农运动、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等问题上，经常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14]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15]。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的复兴之路。

注:

[1]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5月27日、29日。

[3]独秀：《湖南政变与讨蒋》，《向导》第199期，1927年6月20日。

[4]直荀：《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布尔塞维克》第20期，1928年5月30日。

[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299页。

[6]《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309页。

[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08号（特字第86号）记录》(1927年6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307页。

[8]《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美〕罗伯特?诺斯、津尼亚?尤丁编著，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页。

[9]《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322页。

[10]北京《晨报》，1927年7月17日。

[11]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21页。

[12]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13]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1258页。

[14]维经斯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15]《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27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