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局工作的逐步展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注重实际斗争。中央局依据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领导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各项工作。

    党成立后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尽快健全中央的组织机构和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被党的一大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根据中央的意见，辞去在国民党广东政府内担任的职务，于1921年9月返回上海，随即主持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党、团组织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此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已经掌握陈独秀的一些政治活动情况，准备寻找机会对他采取行动。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以《新青年》宣传赤化为借口，逮捕陈独秀。经多方营救，陈独秀于10月26日被保释出狱。他出狱后，继续致力于党的工作，多次与马林、李达、张国焘等人商议，拟订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计划。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签署，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是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份文件。通告对近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等，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要求。

    中央局和各地党组织根据这个通告的计划和要求，积极开展工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出版。在一年多时间里，该社先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以及“共产主义丛书”五种。为配合实际斗争的需要，上海党组织编写和印发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纪念马克思诞辰和卢森堡遇难、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等内容的小册子数万份。1922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上海地方党组织根据陈独秀的提议，发动党员、团员100多人走上街头开展贺年活动，沿途散发贺年帖6万张。租界巡捕房惊呼：“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党组织也因地制宜，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

    在工人运动方面，为加强统一领导，中央局于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担任书记部主任，办事机关设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这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8月16日，张国焘等26人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工人的悲惨景况，强调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重要性。

    为了扩大宣传和联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8月20日出版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由李启汉、李震瀛负责编辑。《劳动周刊》声明自己的任务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并表示：“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供给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相继在各地建立分部。在北京建立北方分部，由罗章龙任主任，工作范围包括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及东北三省，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北方地区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在汉口建立武汉分部，包惠僧、林育南先后任主任，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湖北各地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在长沙建立湖南分部，由毛泽东任主任，工作重点是湖南各地以及江西安源路矿工人。在广州建立广东分部，谭平山、阮啸仙先后任主任，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机器工人。此外，在济南建立山东支部(后与北方分部合并)。1922年8月，总部从上海迁往北京后，在上海也建立了分部。各分部在本地区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领导罢工斗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更加激烈。

    1919年的巴黎和会没有提出解决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的方案。美国因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获得预期的利益，遂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发起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日本、中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九国。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主要是讨论中国问题。在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席代表提出了维护中国主权的正当要求，但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放弃已到手的在华利益，使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只是由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扩大它自己的在华势力，才使日本被迫于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同意将它所攫取的山东部分主权归还给中国。

    会议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的条约(草案)》(简称“九国公约”)，其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应得到同样的好处；所谓“门户开放”，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关闭它在中国所控制地区的门户而不让其他国家进来。其实质是在确认美国所占优势的基础上，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联合统治和共同控制，并限制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防止英、日两国结盟的可能性。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列强都极力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各国输入中国商品的净值指数，以1913年为100，1921年增至158．9，1922年又增至165．8。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金额，1918年至1922年的短短几年内，竟增加三倍以上。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新设立的工厂、银行，也迅速增加。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的加剧以及国际格局的新变化，给中国政治局势带来重大的影响，由外国列强分别操纵控制的中国各派军阀之间抢夺地盘的纷争更加激烈。1916年以后，北京中央政权一直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军阀手中。1920年7月，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的主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日本为了夺回控制权，极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握中央政权。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奉军大批进入山海关内，企图消灭直军。1922年四五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被迫退回关外。从此，直系军阀独占北京中央政权，差不多控制了华北和华中的全部省份，并野心勃勃地把它的势力向南方扩张。中国的政局陷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境地。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各派政治势力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在统治阶级方面，控制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各省地方军阀则要求“自治”或“联省自治”。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各派军阀自身的利益，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改良主义者主张建立“好人政府”，以为用不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统治，只要有所谓的“好人”进入政府，中国就能得救。至于这些“好人”如何才能进入政府，以及进入政府后是否能起作用的问题，则是他们所不能答复的。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却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奋起斗争的革命纲领。1920年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粤军逐出广东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树起“护法”的旗帜。1921年4月，孙中山被在广东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打算依靠陈炯明的武力，以广东为基地举行北伐。陈炯明虽是国民党人，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甚至还标榜奉行社会主义，但他暗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策动，并和直系军阀相勾结，于1922年6月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终于暴露出他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面目。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他的护法运动至此完全失败。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爱国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正在此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近代工业，无论是上海、长沙、香港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还是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很容易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总是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破坏以至武力镇压这些群众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目标上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这种从实践中产生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推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确定现实的奋斗目标和相应的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的过程中，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对党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和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192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1]在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如分配土地等。

    列宁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十分中肯地指出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出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华盛顿会议进行侵略扩张的面目，广泛传播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总结和交流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会议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这一时期，党一方面通过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开始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逐渐酝酿和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党首先向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文件批判了在时局问题上封建军阀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错误主张，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文件还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

    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着重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表明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

    二大宣言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这就是：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党的二大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具体联系作了初步分析。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民主革命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发展得很大，民主革命胜利后便能够即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是，民主革命胜利，资产阶级“从封建夺得政权”，无产阶级要经过一个长时期使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才能实行第二步奋斗。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初步地发动了工人运动，还缺乏革命的经验。有些人受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经验的影响，对民主革命的前途更多地考虑的是后一种可能。也有些人从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考虑的是从民主革命很快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一种可能。但是，在中国这样有着复杂国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达到这种前途，他们还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它的一面旗帜。党的二大提出的革命纲领，既坚持和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初步地认识了实际上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这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反映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指明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九个决议案。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样就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它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和《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等文献中，在阐明党的性质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大会提出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2]。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它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持。但是，在中国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依靠本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而不能由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不能不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党的二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它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舆论宣传和政策指导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党的二大后，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资产阶级政党。在1919年10月由国民党改称中国国民党以后，其成员有所增加，但并没有从组织上统一起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制定过统一的行动纲领。孙中山和他的一些同志是国民党的主导力量。他们在屡遭失败后仍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为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所不容。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3]。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与此同时，他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的幻想也宣告破灭。这使离开广州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重新寻求革命的出路，寻找新的革命同盟者。

    正当孙中山在寻求新的革命同盟者的时候，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多次派代表，同他磋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研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苏联[4]政府表示要给予孙中山和国民党以经费和物资的援助。1923年1月，孙中山会晤苏联政府代表越飞[5]，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这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赶走陈炯明部。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3月成立名为“大元帅大本营”的广州革命政府。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此时，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外有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威胁，内有滇、桂军阀的干扰，孙中山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使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新兴力量。五四运动和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具有辛亥革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特点。他还看到中国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朝气蓬勃。这些都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孙中山决心同苏联政府合作，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并且整顿和改组国民党。从此，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在此之前，党的二大虽然确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解决国共两党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由共产党单方面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主张两党实行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二大以后，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试图利用这种群众团体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没有成功。此时，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曾经同孙中山会谈过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应当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不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进去，就有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危险。共产国际在听取马林的汇报以后，批准了他提出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西湖会议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直到一年以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廖仲恺等领导人积极主张改造国民党，以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他们从陈炯明叛变的教训中体会到，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吸收新鲜血液。这是孙中山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除了因为自身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其决定外，还因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进行民主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合战线，以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阵营和力量。这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中国国民党年轻得多的政党，党员数量也少得多，并处于秘密状态，活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为革命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并作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

注:

[1]《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719页。

[2]《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3]《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4]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联邦、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5]越飞(1883－1927)，苏联人，俄文原名А．А．Иоффе。1917年6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俄共(布)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在苏俄政府从事外交工作。1922年8月以苏俄密使身份来中国。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工人罢工斗争的蓬勃兴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直隶等省市和航运、铁路、采矿等行业相继爆发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1月，长沙华实纱厂2000多工人在黄爱、庞人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遭到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的镇压，黄爱、庞人铨被逮捕杀害。黄爱、庞人铨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在党的教育下，于1921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是全国最早被军阀残杀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的英勇牺牲，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湖南党组织为此发起驱逐赵恒惕运动，得到湖南人民和全国各地群众的广泛支持。

    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是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中国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工资微薄，中国海员和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工资待遇却不及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中国海员还要受资本家及包工头的剥削，并随时受到无故开除的威胁。他们过着非常艰难和痛苦的生活，心中积压着对英国殖民者的怒火。他们航行于欧美各国港口和国内各港口，受到当时如火如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反抗斗争的积极性不断高涨。海员中的先进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于1921年3月6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是中国海员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苏兆征、林伟民是从工人中产生的优秀人物，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海员工会在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后，于1921年9月正式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职业等要求，但遭到拒绝。同年11月，海员工会第二次向资方提出上述要求。这时，各轮船上的外籍海员增加15％的工资，而海员工会提出的要求却又被拒绝。中国海员对此感到极大愤慨。1922年1月12日上午，海员工会第三次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限令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资本家对海员工会的最后通牒仍置若罔闻。中国海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开始举行罢工。

    为了扩大罢工的声势，香港罢工海员积极联络和争取香港运输工会举行同情罢工，给予港英当局和资本家以更大的打击。罢工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由于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拒不答应海员的要求，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工人于2月底举行总同盟罢工。3月初，罢工人数迅速增至10万以上，罢工浪潮席卷整个香港。随着交通运输的中断，香港出现生产停顿、商店关门、日用食品日益匮乏、物价暴涨、市民大量抢购的现象。这充分显示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威力。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极为关注和重视。中共广东支部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即发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向罢工海员捐款、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等。党还派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赴香港慰问罢工的海员。李启汉与其他代表一起，与港英当局企图招募新工人以破坏罢工的阴谋进行了斗争。

    国民党广州革命政府对香港海员罢工也表示支持，在罢工开始后每日借出数千元给海员作罢工的经费。在内地，长辛店工人首先发起组织“北方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和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津浦等各铁路线的工人积极响应，纷纷在本地组织香港海员后援会。京汉铁路工人不顾反动当局的迫害，在火车头上挂起写有“援助香港海员”六个红色大字的大旗。这面大旗飘扬在北京与汉口之间的列车上。

    港英当局及资本家对香港海员罢工采取高压、恐吓、欺骗、调停、利诱、分裂等手段进行破坏。3月4日，港英当局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在离香港6公里的沙田地区向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扫射，当场打死4人，打伤几百人，后因伤势过重又死去2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港英当局走投无路，不得不于3月8日接受罢工海员提出的恢复海员工会原状、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工人家属等要求。这场罢工斗争坚持56天，终于取得胜利。喜讯传来，工人们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举行庆祝大会。在香港，当港英当局的代表把海员工会的招牌重新挂起时，10余万工人把街道围得水泄不通，“工人万岁”的欢呼声震动整个香港。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此后，长江船员和上海邮务工人、纱厂工人，以及苏州、无锡等地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在这些罢工斗争中，共产党员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并使广大工人摆脱黄色工会的控制和影响，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5月上旬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到会代表来自12个城市，共173人，代表着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总结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大会讨论并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和《惩戒工界虎伥案》等10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宣言分析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痛苦的根源，指出摆脱痛苦的道路，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削平行帮，消除隔阂，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少，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的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

    党的二大对工人运动给予密切关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会等；工会工作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工会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努力；同时还必须领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

    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在此期间，工人运动表现出以下特点：(一)工人阶级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觉悟迅速提高，罢工从主要是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主要是为争自由、争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二)工人的组织程度明显提高，出现了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政治力量。

    1922年8月，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宣称要重开国会，制定宪法。党利用这个机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劳动法大纲，要求国会通过，并且动员全国工人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包括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即保护工人政治上的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对工人实行劳动补习教育)和劳动立法大纲19条(主要内容有：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等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劳动法大纲得到各地工人的热烈拥护。这次劳动立法运动，对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2年下半年，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1922年8月从上海迁到北京，主任为邓中夏)和各地分部所在地为中心，形成几个罢工重点地区。其中，北方区、武汉区和湖南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成绩比较显著。

    北方区的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原来的交通系内阁倒台。吴佩孚为了笼络工人，标榜“保护劳工”。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积极进行合法斗争。吴佩孚为了清除其政敌交通系的势力，在北方六条铁路设立稽查员，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人物的情况。党组织选派党员担任稽查员，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此后，罢工风暴很快席卷北方各条铁路线。其中，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继续帮助各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工会外，开始着手组织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首先成立的地方总工会是武汉工团联合会，不久扩展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它由28个工会组成，共有3万多名会员。随后成立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由14个工会组成，会员4万人。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最大的产业总工会，由汉冶萍公司所辖汉阳、大冶、安源各个厂矿企业的工会组成，有会员3万多人。

    在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产生了重大影响。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由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该企业是德国、日本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共有工人1．7万人。工人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条件差，生活非常困苦。

    湖南党组织非常关心安源路矿工人的疾苦。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调查，向工人进行宣传。年底，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等到安源开展工作。1922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到7月间，党员发展到10余人。同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对罢工作了部署。接着，党组织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同时，还成立侦察队等组织，以负责维持罢工期间的秩序。

    经过充分的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于9月14日举行大罢工。俱乐部发表《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要求。这次罢工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安源路矿当局在工人罢工后，极为恐慌，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罢工进行破坏，甚至悬赏银洋，密遣暗探，阴谋刺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发誓“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同时加强戒备予以保护，使路矿当局的阴谋无法得逞。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罢工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于9月18日派出全权代表，同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正式签订有13款内容的条约，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条约签字的当天，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和游行。俱乐部在发表的上工宣言中表示：“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罢工的胜利，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

    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对全国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为仇视，伺机进行镇压。1922年10月，开滦五矿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英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进攻。

    开滦五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和唐家庄等五个矿区，原由中国官僚资本兴办，后借用英国贷款，改为中英合办，实际上完全由英帝国主义者控制。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和最早采用新式技术开采的煤矿，矿工共约4万人。这样一个设备比较先进的煤矿，对矿工说来却是人间地狱。矿工们工资很低；工作时间很长，每天要劳动16小时以上；工作环境恶劣，矿井缺乏起码的安全设施，以致塌顶、起火、中毒、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

    1921年冬，中共北京地委曾制定唐山地区同盟罢工计划，准备在1922年秋，发动唐山、丰润、滦县、滦南和秦皇岛等五个地方的铁路、矿山和工厂的工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罢工。不久，中共北京地委成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等人，先后深入到唐山和开滦煤矿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并很快建立唐山京奉路制造厂职工会，由邓培任会长。1922年8月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在视察开滦煤矿工人的罢工准备工作后，立即决定派人加强对罢工的组织和指导。

    1922年9月间，开滦五矿先后成立工会。10月15日，中共唐山地委召开由各厂矿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组织联合斗争以及罢工的策略问题。10月16日，在开滦五矿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下，唐山矿、林西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工人的八位代表，向矿务局递交请愿书，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六项要求。10月19日，在中共唐山地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它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中共唐山地委成员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人，以及各矿工人代表20多人组成。

    开滦矿务局对工人提出的要求采取“坚不退让”的拒绝态度，但又害怕工人罢工，便采取“一手持棍，一手持糖”的两面策略，企图用武装威胁和小恩小惠诱骗工人的办法，实现破坏和扼杀罢工的目的。10月22日，当工人俱乐部正在召开各矿代表会议讨论罢工的具体问题时，林西矿的六名工人代表因请愿被矿方无理扣留。代表们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决定从10月23日起，举行五矿同盟大罢工。

    10月23日晨6时，唐山矿、林西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的工人同时宣布罢工。随后，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纱厂以及马家沟矿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参加罢工者近5万人。

    罢工开始后，罢工委员会以五矿俱乐部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发表总罢工宣言，控诉英国资本家虐待工人的行径，述说工人的悲惨生活，呼吁全国工人和社会各界对罢工予以声援和支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迅速发动各地工人团体以发表通电、捐款捐物等形式，对开滦五矿的工人罢工斗争予以支持。在中共北京地委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同时发表宣言，组织人员上街募捐，举行示威游行。各地工会纷纷发表通电，对这次罢工予以声援。到罢工结束时，各地工人和各界人士的捐款累计达3万多元。

    罢工爆发后，矿务局和军阀政府勾结，急调军警3000多人实行武力镇压。英帝国主义派出武装直接参与镇压。10月26日，军警向罢工工人开枪，制造了重伤7人、轻伤57人的流血惨案。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随即被查封。罢工领导人有的被逮捕，有的受到监视。

    开滦五矿大罢工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再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次大罢工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之后，又一次规模很大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斗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对于目前实际问题的计划》指出，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铁路工人、海员、矿工是“三个有力的分子”，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要先成立这三个产业的联合组织，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坚。

    在这时建立的铁路工会中，以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的工作基础较好。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经建立起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在这种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1923年1月底，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和来宾全部到达郑州。出席大会者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代表和新闻界人士30多人。中共中央及党的有关组织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派出负责工人运动的成员出席这次大会。其中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等。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当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不利于他的统治时，吴佩孚终于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以“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为借口，下令禁止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军警准备对成立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

    2月1日上午，郑州全城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前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进入会场――郑州普乐园剧场，立即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与会者情绪激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这时，武装军警把会场严密包围起来，企图强行解散会议。代表们与之进行斗争。会议持续到下午4时，被迫结束。代表们冲破重围离开会场，回到住宿的旅馆后又被包围。反动军警强行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把室内什物抢劫一空后加以封闭，并勒令全部代表立即离开郑州。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愤怒。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于当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实行总罢工，号召全路工人“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同时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汉口江岸。

    2月4日上午，江岸机器厂工人首先罢工。到中午，全路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为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引起外国列强的恐慌。他们直接出面进行干涉和破坏。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调动两万多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二七惨案。

    2月7日，京汉全路罢工工人遭到武力镇压。在江岸，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工会包围，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在长辛店，机车厂铆工、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6人被打死。在郑州车站，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惨遭酷刑而牺牲。在江岸、涞水、高碑店，被捕后死于狱中的工人有4人。此外，罢工工人被捕的有40多人，被开除的达100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军警的迫害与洗劫。在同敌人斗争中，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表现得无比坚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连砍数刀，但他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于2月15日凌晨被吴佩孚的爪牙萧耀南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脚下。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宣言，支援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这次大罢工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它虽然遭到失败，但却以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 

四、党对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派出力量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

农民运动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关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共产党》月刊曾发表《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该文指出：革命者应面向农民，“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并号召农民“集合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东西”，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你们一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的”，“共产主义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1]。

    党的一大结束不久，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等地区逐步兴起。

    1921年9月，浙江萧山衙前村建立起反抗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协会。此事很快在浙江各地引起轰动。在萧山发动和组织衙前农民协会的，是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1921年夏，他回到家乡萧山县衙前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这年暑假，在上海、杭州等地求学或教书的萧山籍人宣中华、杨之华等也回到乡里，热情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使萧山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

    经过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衙前村农民大会于1921年9月27日召开。大会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并按章程规定选出6名农协委员，推举贫苦农民李成虎为领导人。至此，中国第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正式成立。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四周的农村。1921年冬，绍兴、曹娥等县方圆150公里内的几十个村庄的农民，纷纷行动起来，以衙前农民协会为榜样，先后建立80个农民协会。这些农会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

    同年12月中旬，萧山的官吏和地主向省府告状，浙江省长下令严行“惩治”农会。反动军队包围萧山衙前，对正在召开减租大会的农民进行武力镇压，逮捕衙前农协领导人李成虎等，强行解散农民协会。衙前农民的斗争被迫转入地下。李成虎虽经多方营救未能获释，于次年初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衙前农民十分悲痛，立碑纪念这位农运领导人。

    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开创者是后来被人们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1922年6月，彭湃回到自己的家乡海丰县赤山约[2]，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7月，成立了赤山约第一个秘密农会。一个月后，赤山约农会发展到30多人。到10月下旬，农会活动范围扩大到赤山约所属20多个村庄，会员发展到500多人。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在龙山天后庙召开成立大会，宣布了赤山约农会的宣言和章程。

    随后，彭湃又辗转奔波于海丰县的其他乡村，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为自己的利益开展斗争。1922年11月中旬，又成立了守望约农会。到1922年底，海丰县已有12个约、98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户，自然人口近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在海丰县城隆重召开。彭湃在会上介绍了海丰总农会筹办的经过，各农会代表报告了当地农运发展的情况。会议通过海丰总农会章程，选举彭湃为海丰总农会会长。

    海丰总农会成立以后，彭湃又先后到陆丰、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由于有海丰农民运动的声势和经验，陆丰、惠阳两县的农会得到迅速发展。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共有70多个约、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在1923年的五一劳动节，三县农会举行庆祝大会，发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3]。

    农会的发展壮大，农民运动的兴起，必然引起地主阶级的仇视和反扑。他们勾结当地反动政府对农会进行镇压。农会在斗争中几遭挫折，骨干被捕，组织被迫解散，转入秘密活动，彭湃也不得不离开海丰。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虽然暂时遭到挫折，但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埋下火种，提供了经验。

    这个时期，湖南衡山岳北白果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很有声势。该地区靠近水口山矿区。1922年11月，水口山矿工举行罢工时，该地区的农民受到鼓舞，曾自动组织起来支援工人的斗争。1923年初，湖南党组织派两名党员到白果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经过半年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于当年9月成立湖南第一个农运组织――岳北农工会。到年底，它发展了数万名会员，并组织农民进行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出境的斗争，在湖南造成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不久，当地土豪地主勾结军阀赵恒惕对农工会进行武力镇压，打死打伤农工会一些负责人，逮捕农民群众70多人。岳北农民运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

青年运动的新态势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十分重视，把它作为党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一大后，青年运动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青年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恢复并加强青年团的工作。1921年6月至7月，张太雷先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随后，他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根据青年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的决定，负责对已停止活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并于同年11月组织制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局的要求，选派一批党员投入整顿和重建青年团的工作，使各地青年团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22年5月，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广州、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庆、杭州、潮安、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共17个地方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员总数约5000人。在整顿和重建的过程中，党吸取过去的教训，首先从抓思想建设入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为了加强对团员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于1922年1月15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先驱》。

    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15个地区的代表25人。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出席并指导大会。会议选择在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日召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在大会上，施存统作青年团临时中央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个决议案，选举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任书记。这次大会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国内建团的同时，旅居法国、比利时、德国勤工俭学学生的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刘伯坚、陈延年等18人，也于1922年6月3日在巴黎郊区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担任书记。不久，他们在得知国内已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及时与国内的党、团组织进行联系。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这一时期，党还曾在青年中开展非基督教运动，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许多青年在党、团组织引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之中，进一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而使青年运动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妇女运动的新面貌

    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项主要内容，并把组织和领导妇女运动列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早期领导人很重视妇女运动，多次发表谈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如李大钊的《现代的女权运动》、陈独秀的《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李达的《妇女解放论》等。这些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号召人们起来改造旧社会，争取妇女的解放。

    1921年8月，党组织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并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登载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和新的章程。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上海党组织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上海平民女校，由李达担任校长，大部分课程都由共产党员讲授。平民女校主要招收渴望追求革命真理和有志于妇女解放的女青年或贫穷家庭的失学女子。平民女校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还注重社会实践，组织学员深入工厂，接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通过学习和社会实践，学员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生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其中不少学员成为党的早期妇女干部。

    党组织为了推动妇女运动，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的形式创办《妇女评论》，由陈望道任主编。后又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妇女声》半月刊。各地党、团组织也创办一批妇女刊物。广州党组织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在天津，由邓颖超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了《女星》刊物。妇女刊物的出现，特别是妇女彻底解放的新思想广为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妇女的不同地位，指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工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经过一世纪奋斗的结果。这便可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决议还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任务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还要“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

    党在领导妇女运动的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女工问题。1922年4月，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的3000名女工举行罢工，取得胜利，使广大女工受到很大的鼓舞。党组织为了开展女工运动，从办女工夜校、女工俱乐部入手，进行无产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女工灌输马克思主义。同时特别注重对女工领袖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她们领导女工斗争的能力，以推动女工运动的发展。

    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广大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觉悟明显提高，群体意识大为增强，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注:

[1]《共产党》月刊第3号，1921年4月7日出版，第3、6、7页。

[2]“约”是清代南方农村的行政建制，相当于后来大的“乡”一级建制。

[3]《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海、陆、归三县，“海”，指海丰县；“陆”，指陆丰县；“归”，指惠阳县。惠阳旧称归善。

五、党在创立初期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加强自身的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来的。虽然在创建初期党的大多数成员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党员很少，然而，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主要不是看党员的成分，而是看它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面貌出现的政党；它以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党为了把自身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在创立时就规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将党章的内容和党纲的内容合在一起。到二大时，党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章程，分六章二十九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和其他制度。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它要求从党的中央到基层组织都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要有集权精神与铁的纪律，避免无政府的“乌合的状态”；无论何时何地，每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每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每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不能以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观念来看待党内的纪律与集权，而“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党的二大还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既不是学会组织，也“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1]。

    上述规定，对于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因为“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因此在我们党内公开提出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是还没有的”。“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2]。

    党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行严格的纪律，对违犯纪律、不符合标准的党员予以严肃处理。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因而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建党初期，党的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迅速在各地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发展党员尤其是发展工人党员。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本年内，至迟于1922年7月召开大会前，都应发展到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彻底依党纲成立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到1922年6月底，已发展和扩大了许多地方组织，计有：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1921年11月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5月成立)、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夏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1921年秋成立)、中共武汉(湖北)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1月成立)。地方支部等基层组织主要有：安源煤矿支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支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支部、湖南自修大学支部、长辛店机车厂支部、唐山制造厂支部、山东支部、郑州支部、徐州支部、铜山站支部、旅莫斯科支部、旅德支部、旅日党小组、四川党小组等。到党的二大召开前夕，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其中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留俄8人，留日4人，留法2人，留德8人，留美1人。内有女党员4人，工人党员21人。项英、邓培、张浩、王荷波、史文彬等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被发展为党员。

    党成立后，注意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同时，很多知识分子党员通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发生了很大转变，成长为合格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党的自身建设在创建时期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使党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这为以后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近两年里，开始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探讨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目标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实现了党的战略和策略的第一次转变。同时，党又积极投入到发动、组织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扩大了自己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快开创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先进性，表明它能够真正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责任。党虽然幼小，却已成为任何敌人无法压倒的新生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尚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在领导工人运动，特别是在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过程中，党对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激化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反动军阀可能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警惕不够。在策略上，不善于把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也缺乏应变的准备。在组织上，党对发展新党员的标准和要求过高，在工人运动兴起后仍然没有在工人中较多地发展党员。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爆发时，全路共产党员还不到50人，因而不能在各个基层单位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就难以适应日益激烈而复杂的斗争形势，成为这次罢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党虽然开始关注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但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在初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对于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工人阶级来说，不能单靠自身的孤军奋斗，必须同其他民主力量合作，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才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的胜利。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政府的武力镇压。这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单靠罢工这个武器，主要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二七惨案后发表的文告中即指出：“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3]第三，党必须大力吸收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尽快壮大自己的队伍，不断扩大和巩固自身的组织，才能适应领导不断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迈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时期。

注:

[1]《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2页。

[2]《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36页。

[3]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1923年2月27日)，《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