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鸦片战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17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经过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等[1]。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正如列宁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2]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

    清王朝统治者此时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面滞后，却又虚骄、傲慢、冥顽不化。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腐朽落后的清军虽有数量上的优势，又在本土作战，却抵挡不住英军坚船利炮的猛烈进攻，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上海、镇江相继失陷。1842年8月，英军直逼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屈服，订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2100万元。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对中国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妥协就范，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纵火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圆明园，将园藏历代文化珍宝洗劫一空。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俄国则利用这次战争的时机，先是通过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于1858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据为己有；后又通过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1864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法国侵略军在中越边境和东南沿海相继挑起战端，中国福建水师虽全军覆没，但冯子材率领的清军却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战局，并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然而，昏聩透顶的清政府却在有利的形势下向侵略者屈膝求和，订立了新的不平等条约。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中国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根据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弃台湾；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其中3000万两是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偿金)；日本还得到了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3]谭嗣同的诗句，喊出了那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悲愤。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4]

    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迅速把中国推向濒于瓜分的境地。

    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5]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先后攻陷天津、北京，清廷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狼狈逃往西安。侵略军所到之处，进行野蛮的烧杀淫掠，北京城尸横遍地，遭受空前的洗劫。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外，还派出大量军队攻占中国东北三省，妄图变东北为俄国的殖民地。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除上述几次大的战争外，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有：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的战争，1888年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1903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本同俄国为争夺在华权益，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几十年间，这些国家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不计由外国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含利息)，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白银。

    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活动，是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基本特征的。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重要特权。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使中国在列强无尽的索取面前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列强则据此为所欲为。它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金融资本成为决定各大国内外政策的支配势力。与此相关联，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手段。除在华企业投资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争夺“势力范围”和左右中国政局的工具，在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它们通过其在华银行，竞相揽夺对华贷款。清政府为筹措对日赔款，三次举借巨额外债，列强看准这个机会，纷纷向清政府提供苛刻的贷款，除指定关税和部分盐税、货厘作抵外，还附加许多政治条件。帝国主义通过对华贷款，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中国的通商都市一直伸到穷乡僻壤，并在中国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

    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外国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欧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达32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披着慈善的外衣，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在“传教”的名义掩护下进行多方面的侵略活动。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霸占房屋田地，侮辱妇女，鱼肉乡里。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是在中国各地收集情报的间谍。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在中国开办许多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和其他文化设施，企图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从心理上征服中国民心，培植为他们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服务的势力。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相继兴起，建立起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企业。其中，民族资本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经济成分。

    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农业为例，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村经济虽然进一步商品化，但这主要是由西方列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因此，这种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且使广大农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更重的盘剥和压榨。同样，西方列强把大量资本输入中国，在中国经营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基本特点。

    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政治性的侵略，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法制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和巩固各种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行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更无异于“国中之国”。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和控制，各大国驻华公使馆事实上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在外国列强实行“以华治华”方针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在经济上，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中国农村存在着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完全用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由于近代社会是被扭曲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既有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种种表现，也不乏抱定“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封建卫道者顽固守旧思想的种种反映。但从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主题而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精华所铸就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仍然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奋起救亡、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诸如：“爱国如思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精神；“头可断，志不可屈”的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救世思想；“等贵贱，均贫富”、建设“大同世界”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君子自强不息”的执著追求与奋斗精神；不屈不挠反抗外敌和强权的斗争传统，等等，一直支撑着国脉民魂。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向西方学习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种种救国主张和方案相继提出；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屡遭外国侵略，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屈辱附从的政治关系。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外交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权利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平等的。

    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实际上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个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

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各地人民反抗英、法和沙俄入侵的斗争，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接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斗争，到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奋起救亡、锐意变法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到矢志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显示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在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抗性，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鸦片战争开始后，在1841年至1849年的几年间，各族农民起义即达110次之多，到1851年，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马克思在当时就曾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6]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在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的这一土地纲领虽因带有很大的空想色彩而在实践中难以施行，但它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广大农民起来参加反封建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规模之大，发展之快，组织制度之完备，斗争威力之大，都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

    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有狭隘和落后的一面，但其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凭借最原始的大刀长矛，以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同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八国联军进行殊死搏斗，使本来把中国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帝国主义者，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社会底层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此“民气坚劲”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7]。

    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他们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悲剧有力地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固然是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虽然还很弱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8]首先奋起，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于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在短短的103天中，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100多道变法诏书、谕令，内容包括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废除八股文、兴办学校、裁汰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准许组织学会和开设报馆、给予出版言论自由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他们所要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无实权，变法维新运动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血洒京城菜市口。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这一时期，与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共命运的，还有一些富于忧国忧民传统的有识之士。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死水一潭的中国封建社会激起轩然大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9]严酷的现实，不能不引起这些有识之士的反省。面对资本主义入侵这一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和中国的落后分不开的。不但古老的刀矛弓矢根本抵挡不住外国坚船利炮的轰击，古老的思想文化也根本抵挡不住“西学”的传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力图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路。

    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过程。首先是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者。接着，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明确支持洪仁?\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当然，他并未能将此纲领付诸实施。其后，洋务运动鼓吹“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和“求富”相标榜，先后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对刺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洋务派的强国方案，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也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事变之亟》等四篇轰动一时的政论文章。在最后一篇《救亡决论》中，他痛苦地发出了“救亡”的呼号。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过来，意识到摆在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是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戊戌维新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高潮的。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奏起的最响亮的旋律，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心目中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口号。

    敢于对中国的制度、文化进行反思，对封建文化的纲常名教发起批判，进而把“师夷之长技”推进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这一更深层面的，是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如谭嗣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都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崭露头角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同时，都曾努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如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后，在知识界、思想界曾掀起巨大波澜，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热血青年。“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10]。进化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制以及民主共和制等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

    中华民族是背负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跨进20世纪门槛的。这时，中国已经完全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并且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救亡图存”的呐喊，回荡在世纪之交的中华大地上，显得格外痛切。然而，此时统治中国的腐朽的清政府却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洋人的朝廷”，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注: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

[3]谭嗣同：《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0页。

[4]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1961年9月)，《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955页。

[5]即奥匈帝国。

[6]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8]即资产阶级改良派，又称立宪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派别，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使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9]马克思：《中国记事》(1862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10]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1906年5月)，《民报》第2号。

二、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早在19世纪末，几乎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轫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这一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1894年，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湘赣边界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著名的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从实质上说大多是一种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因而很快失败，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民众中不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政策和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其中包括：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等等。这反映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除旧布新、矢志共和的革命精神。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过去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这时竞相宣告成立[1]。这无疑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从此，中国开始走出家族统治和王朝更替的封建社会形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也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力量异常强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2]政府所取代。因此，从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作为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起点，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仍然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冲击，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民对革命的追求绵延不绝。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从而为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仅相隔10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他们欢欣鼓舞，激励他们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他们以深刻的启迪。他们从辛亥革命未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一事实中，逐渐觉悟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正如林伯渠(林祖涵)后来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所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3]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辛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先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拥护共和”的高调骗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继而玩弄权术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攫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以北京为首都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掌握政权后，立即向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1912年8月成立)开刀，并派人于1913年3月将极力主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暗杀。袁世凯还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获得以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这时，孙中山等才警醒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这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不久遭到失败，他本人被迫流亡国外。袁世凯不但下令解散国民党，还解散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随后，他又授意制定赋予他个人独裁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用以代替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处心积虑地为复辟帝制做准备。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竟然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4]。

    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他的倒行逆施，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国民众的坚决反对，这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不得不草草收场。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实际控制北京政权的则是北洋军阀的另一个头目、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1917年6月，原驻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带兵进入北京，并于7月导演了拥戴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称帝的又一出复辟丑剧。在举国声讨下，原想利用张勋倒黎的段祺瑞，以武力粉碎这次复辟，并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执掌北京政权。但他仍拒绝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而用他自己炮制的御用国会装点门面，假共和之名，行军阀专政之实。

    这时的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冯国璋和他的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统治直隶(1928年改称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下，逐渐把势力扩张到关内，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此外，各地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政。官僚、政客和土豪恶霸则是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并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北洋军阀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北京政府先后颁布《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军阀们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不仅社会最下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就是上层人士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也随时有被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险。中央和地方的军阀都竭力扩充军队。全国陆军1914年为45.7万人，1919年增至138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各级政府任意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并滥发公债，滥铸铜币，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变相掠夺。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阶层群众的反抗斗争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社会各阶层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虽然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不同，政治态度各异，其斗争方式、性质及其结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1913年反袁失败以后，继续坚持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组织反袁的武装斗争。但是，中华革命党没有能提出足以动员群众、领导革命斗争的新纲领，其斗争方法也主要是联络旧军队和帮会，组织暴动和暗杀，而不是着眼于发动广大群众，因而他们组织的反袁暴动均告失败。

    1917年7月，当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时候，孙中山又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取消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义后，他联合一部分赞成护法的国会议员和军事力量，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护法讨段。护法运动虽然反对篡权窃国的北洋军阀，但是没有触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对广大群众仍然没有多大号召力。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军阀，虽然多少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其总体上并未脱出封建买办军事集团的窠臼。他们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很快就同北洋军阀妥协，转而排斥和打击孙中山。1918年5月，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之职返回上海。他所领导的护法斗争遭到挫折。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先是依附于袁世凯，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野心暴露后，转而从事反袁活动。1915年12月，梁启超策动其学生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起护国战争。这场战争反对复辟帝制，维护共和制度，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在客观上形成了同盟。

    在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后，改良派又依附于段祺瑞。他们组织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幻想在军阀庇护下实行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改良，使资产阶级获得一些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但是，封建军阀对资产阶级的任何改良主张都是不容许的。段祺瑞同袁世凯一样，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给这些改良派的名流以某种官职作为装饰品，而在利用价值消失之后，很快就将其抛弃。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遭到失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工人群众已经从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罢工这个武器。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50余次，超过辛亥革命以前数十年的总和，而且，类似同盟罢工性质的规模较大的罢工逐渐增加。在这些日益增长的罢工运动中，有一些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政治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11月，在天津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势力侵吞连接法租界的老西开地区的斗争中，工人成立工团和工团事务所，指挥罢工和领导游行示威。这场斗争坚持几个月之久，迫使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完全侵占老西开的企图。但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工人群众的组织也还处在秘密结社和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这个时期，农民阶级也自发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19年间，农民的抗捐、抗粮、抗税等斗争在200起以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各省。除了经济斗争外，也有一些以护法讨袁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以白朗为首领的起义，高潮时曾发展到约两万人，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省。但是，农民群众的这些斗争，都因组织形式落后，又缺乏正确的领导而归于失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式学堂不断发展，并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出国留学，由此出现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受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教育，又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卖国，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他们中很多人从爱国走向革命，成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仍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致力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事业。其中有的主张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有的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或者进一步寻找改造社会的方法。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军阀政府卖国求荣之时，青年学生异军突起，走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的前列。他们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斗争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1918年5月，在反对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中，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救国团，罢学回国，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请愿和各种联络活动，得到国内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及北京各专科学校的学生2000多人，共同发起向总统府的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中日秘密军事协定。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学生，也都举行集会、请愿或罢课，要求废除卖国条约。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游行请愿运动，对其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注:

[1]民国初年政党林立的状况，据谢彬《民国政党史》(1926年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印行)记载：“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但大多数政党即生即灭。当时出现过的主要政党有同盟会、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公民党、大中党、民宪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自主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等。

[2]北洋军阀，即袁世凯建立的军阀集团。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北洋军。袁世凯培植这支军队的首领作为自己的党羽。辛亥革命后，形成了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政治集团，史称北洋军阀。

[3]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4]该草案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是要求控制中国的山东、东北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控制当时中国最大的包括铁矿、煤矿和钢厂在内的重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第四部分是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湾和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部分是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共同训练警察和合办军械厂等。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点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状况仍然发生了若干变化，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买土地。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出现，土地占有呈现更加集中的趋势。

    民国初年，政府采取的一些鼓励垦荒的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发展，促使新式资本主义农场在辛亥革命前垦殖公司的基础上有了扩展。据有关资料统计，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南、吉林、山西、察哈尔[1]八省区在1912年有农垦公司59家，资本为286万元；至1919年增加到100家，资本为1244万余元[2]。虽然这些农垦公司数量有限，而且在经营上仍带有较强的封建性，但是，近代资本主义因素毕竟开始冲破封建制度对农村经济的桎梏，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起步。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种进步。

    20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外国资本占绝对的优势。外国在华的商行垄断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在华的银行垄断中国的外汇，操纵对中国的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着中国的海关、90%以上的铁路和70-80%的内河航运轮船吨位数，垄断着全部远洋航运。它们的在华资本还控制中国的一些主要重工业部门，如煤、铁、电力等，在纺织、食品和卷烟等轻工业中，也拥有很大的实力。这种状况，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延续下来。

    帝国主义各国还凭借由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特权，竞相通过在中国的强制性投资，进行经济剥削和赤裸裸的掠夺。到1914年，各国在中国的资本总额达16.72亿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比1902年的8.13亿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增长了一倍多，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额为7000多万美元。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本国资本包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往往互相渗透和转化，但性质上又有区别。

    官僚买办资本是依靠反动的国家政权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附庸而存在。辛亥革命以后，官僚买办资本大力发展银行，走上了以银行为中心来扩张经济实力的发展道路。

    民族资本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小资本，同帝国主义势力联系较少，发展十分缓慢。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南京临时政府不失时机地颁布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清政府时期束缚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在革命势力活跃的上海、湖北、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地方政府也制定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为民族资本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氛围。因此，民国初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办实业的热潮。

    民国初年所掀起的振兴实业的热潮，是辛亥革命的硕果之一，体现了辛亥革命对解放社会生产力所起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有民初所开创的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利局面为其先导，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加之全国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的有力推动，使得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间，民族资本发展的势头持续高涨，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投资规模看，还是从增长速度方面看，都是其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从1913年到1920年，民族产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从行业看，民族资本在工业方面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和面粉工业。此外，卷烟、火柴、水泥、榨油、造纸、制糖等业的发展也相当可观，制造业、矿冶业和轮船航运业也有较大发展。就地区而言，除上海外，天津的民族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武汉的纺织、面粉、矿冶、航运等业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的工业企业，大多数集中于以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为中心的沿海、沿江通商大埠。

    与民族工业资本的发展相适应，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也很快。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在全国，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商业公司，1914年有169家，1915年发展到206家，到1916年发展为220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民族工业仍有发展，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外国资本的比重又迅速回升。1922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出现危机，许多企业由于竞争不过外国资本的企业而停产歇业，有一些被外国资本吞并或控制。一些民族资本家在经营工业失败之后，转而从商业、金融业的投机中寻找出路，结果反过来又增加了工业的危机。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就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这时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59.28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为9.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只有手工业总产值44.45亿元的22.2%。而且，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分布，在地区上极不平衡，绝大部分近代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少数大城市。在民族工业中，主要是纺织、食品等轻工业比较发达，重工业极为薄弱，同时绝大多数企业规模狭小，资金短缺，技术设备陈旧，企业管理落后，不仅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对外国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

    近代工业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促进了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资产阶级有所发展的同时，中国无产阶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无产阶级是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

    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这一主体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农业雇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等，其总数估计约为4000万人左右。

    中国无产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消灭一切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使全人类由阶级社会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从阶级性上说，它是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阶级。无产阶级也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富于团结协作精神，最少保守思想，最具革新进取精神。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特点和优点以外，还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特点。

    其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一般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有的长达16小时。在尽可能延长劳动时间的同时，中外资本家还经常采用提高劳动强度的方法，诸如增加劳动定额、加速机器运转等，来加强剥削，结果导致中国工人健康状况普遍恶化，有的竟被活活累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低，劳动条件恶劣，而且缺乏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各工矿企业还普遍保留着各种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和野蛮的管理方法，如包工制、监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等，使工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种种限制。中国无产阶级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地位低下，具有改变自己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

    其二，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虽少，但由于近代工业的布局和结构不平衡，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如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等地，分别集中了十余万乃至数十万的工人。据1894年的统计，仅上海、广州、武汉三市的工人，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7％以上。产业工人这种集中的状况，加上广大非产业工人与之结合，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从而便于在工人集中的大城市中，形成相对强大的斗争力量。

    其三，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因而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劳动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痛苦和要求，便于发动和组织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泛的革命联盟。

    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优点和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特别能战斗的阶级。它从诞生时起，就没有间断过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中国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较早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后，中国无产阶级随着自身队伍的壮大和罢工斗争的高涨，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并成长起来，并很快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身上。

    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发挥自身的革命作用的。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无产阶级自身难免带有一些弱点。它除了人数少之外，还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帮观念、宗教迷信及其他种种封建意识和习俗的侵蚀，受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的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识，等等。因此，无产阶级要充分体现和发挥自身的革命性，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还必须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建立与农民、旧式手工业工人和江湖游民的组织截然不同的新的阶级组织形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现代工会，从而由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

注:

[1]旧省名。1914年设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2年撤销，所辖地分别划入河北、山西两省。

 [2]此处“元”指民国初年的银元。

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

    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却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2]。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意义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上任伊始，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这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先进的思想家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坚定地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4]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空前的反封建运动。他们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从而透彻地阐述了新制度与旧文化绝对不可调和的道理。他们把这个认识称作“吾人最后之觉悟”。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孔教的这些批判，不仅是极其勇敢的，也是充满理性的。诚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5]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较系统地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鼓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他响亮地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便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通行于世，是文学革命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果之一。1918年5月，鲁迅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成为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文学革命。

    除了《新青年》以外，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还有《每周评论》、《国民》、《新潮》、《少年中国》、《建设》、《星期评论》、《改造》、《晨报》、《京报》等。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全面出击，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仇视和围攻。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等，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哀叹“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面对封建旧势力的挑战，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坚定地表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赛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针对旧势力借小说塑造一位封建卫道者“伟丈夫”来发泄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的行径，义正辞严地指出：“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7]通过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

    初期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主要仍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的思想水平和在斗争中所致力的侧面各有不同，后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发展道路也有很大差异。总的说来，他们在思想上一般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他们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目的是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以求适今世之生存”[8]。但是，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真正解放的道路。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黑暗混乱的状况，有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是否适合于中国，开始考虑中国是否还有别的出路。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9]。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些反封建的勇士们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如：他们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的处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等等。尽管如此，但他们的斗争，毕竟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注: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5年12月29日)，《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

[3]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4]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

[5]守常(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

[6]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7]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晨报》，1919年3月4日-5日。

[8]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五、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一些生产部门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高，并赶上和超过英、法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俄、日、意、奥等原来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实力也有明显增强。其中，俄国和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

    随着经济实力消长的变化，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打破原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由于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原料产地及输出商品和资本的市场，因而竞相掠夺和侵占殖民地，或从别国手中夺取殖民地，就成为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争斗的焦点。

    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殖民地问题上矛盾的激化，它们之间从1914年开始，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

    这场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即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日本、美国随后加入)与德、奥、意(后退出)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之间，为争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所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德、奥两国遭到惨败，被迫投降；英、法、俄三国的实力大为削弱；只有美、日两国在战争中得到不少好处。

    这场战争改变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场厮杀，暂时放松对中国侵略的时机，夺取了德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并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1915年，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日本又扶植段祺瑞政府，并通过“西原借款”[1]和其他一笔笔巨额贷款，获得了过去连袁世凯也不敢让与的许多特殊权益。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先后签订旨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日军可以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大批开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并可以指挥有关的中国军队。在此期间，段祺瑞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并由日本派军官训练中国军队，使日本在华侵略势力迅速膨胀。这就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加深了日本同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也加剧了国内军阀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暴露无遗。战争的空前残酷，欧洲参战国在战后的种种衰败和混乱景象，人民群众生活的极端痛苦，人们精神的极度空虚和颓废，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破灭。在战争期间，西方列强为了战争的需要，加紧掠夺中国的资源和战略物资，并征集大批人力到欧洲战场充当劳工。因此，中国人民也直接遭受到这场大战所造成的痛苦。

    通过这场战争，中国的先进分子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光明的前途，并对西方文明价值产生怀疑和动摇，由此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2]。他们还进一步表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3]这种反思，为中国先进分子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和欧亚革命浪潮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唤起了各国人民群众的觉醒，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迅速高涨。

    在俄国，工人和士兵于1917年3月(俄历2月)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统治俄国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但国家政权最终落入由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手中。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堡的工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二天，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其他一系列维护工农利益决议案。随后，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各地相继建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开始汇合，如海潮汹涌，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堤防。从此，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新格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掀起一场革命风暴。从1917年11月开始，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批地方性的工人苏维埃政权。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运动迅速高涨。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人罢工运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也蓬勃展开。仅在1918年，美国就发生1500多次罢工事件，日本工人进行了400多次罢工斗争。同年，因米价暴涨，日本还爆发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自发斗争――“米骚动”，持续时间达50多天。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也迅速高涨起来。朝鲜汉城几十万群众利用参加国王葬礼的机会，于1919年3月1日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印度先后爆发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伊拉克等国，也爆发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在土耳其，基马尔领导的民族独立斗争在苏维埃俄国的支持下获得成功，赶走外国侵略者，废黜国王，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敢于斗争、以弱胜强的榜样，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俄国地大人多，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国情与中国有近似之处，而且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相接。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明显地感觉到，俄国工农大众敢于冲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再是孤立无援的。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由此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无措的中国先进分子，则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并且很快在实践中得出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4]的结论。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欧美革命风暴的掀起以及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对各国革命斗争进行协调和指导。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承担起筹建这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任务。1919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筹备建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会议。3月2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共52人出席会议。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列宁主持大会，并在会上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成立共产国际，并通过列宁所作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章程草案》和《共产国际宣言》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规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组织原则。

    共产国际成立后，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也开始密切关注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情况，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并积极支持和推动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

    总起来看，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先进分子历经千辛万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尝试过种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这些探索和斗争，虽然每一次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却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辛亥革命后，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迫切需要发动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而这场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亚革命浪潮的高涨，则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则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

注:

[1]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向日本政府公开或秘密举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借款的总称。因日方由西原龟三为代表经办，故称“西原借款”。

[2]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6月―7月)，《言治》季刊第3册。

[3]陈独秀：《本志宣言》(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

[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