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在调查研究方面是一位楷模。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年事已高，但朱德不辞劳苦，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仅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他就到过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他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实际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他向中央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朱德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比如，他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他比较早地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他提出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农村自由市场、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等，这些都是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么，身居高位、事务繁多且年事已高的朱德是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呢?从他的调查经历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方法。

找准问题、有的放矢：

    调查研究主要是为国家建言献策，要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相结合。朱德的调研工作也一直遵循这个原则。

    1956年，为党的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做准备，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密集的调查工作。70岁的朱德，也积极投入其中。5月16日至23日，朱德赴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他前往辽宁考察。这两次考察的重点，都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新情况。在八大的大会发言上，朱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1961年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之后，朱德带着草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调查，感到调整农村政策效果明显。5月9日，他向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正因为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带着草案下农村调查研究，中央对如何调整农村政策有了较深入的认识。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调查研究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

    朱德始终坚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注重倾听群众意见。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深入厂矿、农村，并且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同他们交换意见。他视察白云鄂博时，曾到蒙古包中同一个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在新疆，他也曾到毡包中看望牧民。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机会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看一看。他说：“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深入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把工作推向前进。”

    为更深入地了解情况，朱德每到一地，常常亲自召集座谈会。他曾说：“开会也是调查研究。”座谈会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座谈会、群众座谈会、民主人士座谈会等等。朱德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聆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听汇报时，他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常说：“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这种真诚态度使许多干部和群众敢于在他面前反映问题，这是他能够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的重要原因。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重要观点同样依靠实事求是。他说：“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很多内容都是他结合各地的生产建设问题谈到的意见。

    1960年2月至3月，朱德赴陕西、贵州、四川、河南等地调研，切身感受到人民生活困难和“左”的做法的错误。在老家四川仪陇马鞍公社，他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截了当地说：“还不是肚子吃不饱!”为此，他向仪陇县委负责人指出：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4月2日，朱德向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非常多，生产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各种机械必须是又经济又适合当地要求，是多种类多型号的，不能求其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1962年5月，朱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他不赞成那种认为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倾向”的错误看法，认为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农业)和副业两不误。会后，朱德先后去陕西、四川、云南、广西等地视察。5月20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要允许私人或供销社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小煤窑的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上适当调高，不要统死。在四川西昌地区视察时，朱德派人重点调查了一个生产队。5月26日，朱德致电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这里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只有十斤(十六两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十一斤四两，在夏季插秧大忙季节，一个全劳动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粮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执行政策上也还存在问题。如公社规定：在完成征购和储备任务后，即便生产队还有余粮，每人每天的口粮也不得超过十二两。口粮是十天一发，主要是怕群众吃了过头粮。对群众开垦小片荒地还有限制。总之，对农民箍得太死，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制度化、经常化：

    调查研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要持之以恒，始终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朱德搞调查研究，不但坚持的时间长，而且调查研究的主题也一直较为稳定，即大多围绕经济建设问题，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着眼点。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对于手工业的关心。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就认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发展大工业的同时，对手工业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1952年7月10日，在党中央酝酿制定“一五”计划时，朱德即致函毛泽东，专门提出要“注意发展地方性的小工业和手工业”。1953年2月13日，朱德再次致函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有计划地帮助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为进一步推动手工业的发展，朱德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1955年1月，朱德在广东、上海等地视察时，对当地负责人提出要组织和发展手工业。他还派秘书在各地调研，并将情况提交中央。回京后，朱德立即找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谈话，就如何发展手工业提出意见。

    1956年5月，朱德从山西太原视察回京后，立即找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邓洁谈话，就手工业如何管理的问题提出意见。半年后，他再次找邓洁谈话，提出想把合作社都收归国有的想法是错误的。

    为掌握手工业发展情况，1961年3月，朱德赴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视察。5月9日，他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食堂、手工业合作社和自由市场等问题的调查报告，提出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于大，存在不少问题”。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朱德在会上积极发言，继续提出加强手工业建设。会后，为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情况，朱德多次派人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报中央。7月29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9月15日，他转报了关于庐山附近执行农业六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的情况报告;11月21日，他转报了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的报告。

    1962年5月至6月，朱德视察陕西、四川、云南等地。6月20日，他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谈到了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呼吁给予手工业合作社适当的自主权。

    在朱德的关心下，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都得到很好的发展和保护。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时明确说：“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