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即欣然率兵前往，傍晚到达永新城。其时，永新、莲花、茶陵的地方武装也都来了，俨然一片编队攻打吉安的氛围。传闻袁、王部队编为红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特委已事先安排好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袁文才安排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未料，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如此莫须有的责难，极为恼火，却耐着性子一一作了辩驳。彭清泉哑口无言，气愤地把勃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袁文才说：“我错误是有，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严重。”王佐是个烈性子，见彭清泉如此，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斥起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得很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似往常一样，热情款待。当晚，特委安排了采茶戏班子唱《刘海砍柴》。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有大量酒菜款待。但其他地方武装却在铺子里买白布编带子的现象，却引起了王佐的警惕。“王佐有警惕，同袁文才商量说：‘老庚，看样子有情况，我们不能不防。’袁文才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打自己的？’”袁文才哪里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红五军于1929年12月间已回到边界游击）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彭德怀在听了特委朱昌偕、王怀等人的汇报后，感到十分突然，王佐曾与红五军一起到湘鄂赣边境游击过，表现不错，如今会反叛吗？他有些怀疑。但是，红五军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边界特委指挥，眼下，上有中央巡视员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而且说得又这么严重，岂能不出兵呢？对此，后来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彭德怀还沉痛地说：“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也有责任，我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红五军四纵队受命于2月23日晚赶往永新，赶到永新城时已近24日拂晓。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标记，并更换了新的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的和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已听见枪声，即与刁辉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水，即被淹死在东关潭里。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了“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尔后，袁部的主要骨干李筱甫、周桂春、谢桂标、陈慕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战士被关了3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了路费。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

据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宁冈县16个共产党员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怀转特委、军委信》记述：袁、王被害时，袁、王旧部谢角铭、刘克犹等16个共产党员“被拘禁在永新”，联名致信彭德怀转特委、军委和各党部，认为边界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兄等和中央巡视员”误听了一些人的谗言，才“有出此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培（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然而，谢角铭等人的恳求信，彭德怀是否收到尚不知晓，特委、军委是否知道也不清楚。在袁、王及其40多个骨干被害后，谢角铭（袁文才妻叔），王云龙（王佐哥哥）即收拢残部，“通电反共”，投靠敌匪。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陷于敌手，从红区沦为白区，直到1949年解放。